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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黨打起來了! 秦曉與孔丹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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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左)偏向左派,以保衛紅色江山為己任;而秦曉(右)則與胡德平等人日益接近,以宣傳普世價值為己任,兩人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AFP)

兩位赫赫有名的紅衛兵太子黨:原香港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秦曉,和原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兩人原是從小到大的鐵哥們,莫逆之交,沒想到60多歲時,倒因為政治信仰而公開打起來了。中共太子黨之間已經出現巨大的思想分野和價值之爭。

文 ◎ 齊先予

2013年在北京四中舉辦的老三屆成功校友聚會上,代表保黨維穩派的孔丹,指責代表普世價值派的秦曉是給領導添亂。秦曉質問孔丹,你們「是真的聽不到百姓的呼聲,還是聽到了仍然如此平靜,無動於衷?」孔丹反問:「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臺嗎?」秦曉說:「同學啊,你怎麼連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的話都聽不進去。」孔丹反問:「你他媽還是共產黨員不是了,你還有信仰沒有?」秦再說:「那你有信仰沒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國去,那你有信仰嗎?」孔大罵:「我操你媽的。」隨後兩人拳腳相加。

消息傳出來後,人們既覺得驚訝,也不覺得奇怪。驚訝的是,都是67歲的老頭子了,怎麼還像當年的紅衛兵小伙那樣,講不出道理就罵人打人,說不過就要動手。不覺得奇怪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共內部,特別是習近平身邊的太子黨內部,左右派別的觀點之爭早已不是新聞了,雙方立場對立已經由來已久。

相同的人士軌跡

不過人們還是好奇,從小一起成長、一起成為最有名的「老紅衛兵」,一起進入中南海準備接班,又一起下海經商、成為中國最大的金融投資領域的國營企業的老總,一輩子人生軌跡基本相同的這兩個人,為何會出現如此截然不同的選擇呢?我們不妨來講講兩人的故事。

兩人都生於1947年,孔丹的父親孔原曾是中共調查部部長,調查部相當於中共專門的特務機構,母親許明長期擔任周恩來的祕書,後任國務院副祕書長,文革時服安眠藥自殺。秦曉的父親秦力生,從山西奔赴延安,是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一起的陝北幹部,他的母親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閻揆要是黃埔軍校一期生,開國中將。孔丹長期就職於以金融為主業的控股公司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擔任副總,後來到了王軍的中信集團當董事長,而秦曉則先在中信工作,後到國務院下屬的招商局當董事長。

兩人都是中共體制內的國企老總,維護中共的集團利益似乎是他們的常態,也就是說,相比而言,孔丹保中共似乎不出人意料,儘管當初他是赫赫有名的紅衛兵「革命小將」,而秦曉自稱是「體制內的改革者」,如今卻被孔丹式的「維穩官員」扣上了「要趕中共下臺」的「反革命」帽子,這倒很新鮮,下面我們就先講秦曉的故事,看他如何由毛蟲變成美麗的蝴蝶的。


身為中共體制內的國企老總,「老紅衛兵」孔丹固守思維,維護中共的集團利益。(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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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張歡在2011年第五期的封面故事「秦曉走出烏托邦」中,介紹了秦曉如何「從高幹家庭出身的『紅衛兵』到央企管理者,從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理念,到徹底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秦曉告別烏托邦,走了一條與他的高幹同學迥異的反思之路。」

秦曉剛一出生,王震的夫人王季青就給他媽媽送來一百個雞蛋,後來王震的兒子王軍把秦曉帶進了中信。在北京四中這個高幹子弟和平民精英雲集的著名男子中學,集中了政治局委員、元帥、部長的兒子們。秦曉是當時班上的團支部書記,當時他和孔丹是1949年之後少見的中學生黨員,而且孔丹比秦曉早幾個月加入中共。文革初期,秦曉和孔丹、薄熙永(薄熙來的哥哥)組成了四中革委會,並擔任副主任,孔丹是主任。後來他們成立了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西糾),孔丹是西糾司令,秦曉任西糾宣傳部長。

就在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秦曉親眼看到毛對狂熱的紅衛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種厭惡。後來秦曉到內蒙古當知青,在那裡他們讀了很多書,並開始討論灰皮書(政治、思想)、黃皮書(文學)、白皮書(文獻)這些內部書籍裡的內容。在給同學的信中經常引用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話︰「一個人從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滿了各種謊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吐出來。」

秦曉後來當了工農兵大學生,1978年孔丹從陝西插隊回來,在社科院讀了吳敬璉的研究生,而秦曉在中國礦業大學完成了管理學研究生學業,並把目光投向經濟領域。當時秦曉和朋友討論中國的經濟,這些人包括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強、馬凱等,如今都是中共高層官員。

為了保證中共的天下一代代傳下去,鄧小平在陳雲的建議下,重點栽培太子黨,於是1983年秦曉進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員宋任窮的祕書;孔丹則做了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祕書;而此前的1979年,習近平已經是中共中央軍委祕書長耿飆的祕書了。

當秦曉進入中南海時,宋任窮正處在權力最高峰,作為中共八老成員,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態度處在陳雲與鄧小平之間,後來擔任了中顧委副主任。在此期間,秦曉有機會在體制內從政,但因種種因素而未能赴任。

後來秦曉去了石油部國際司,接替曾慶紅擔任副司長。1986年,秦曉接受中信集團業務部總經理王軍的邀請,出任副總經理。王軍最初希望孔丹能夠來中信,而當時孔丹已經在香港的光大集團任職,孔向王推薦了秦,三人見面幾分鐘後,王開始討論秦來中信的細節。此後,秦先後擔任業務部副總經理、總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一直作為王軍的副手出現在前臺。

不斷求索的秦曉 不斷在反思

1997年,擔任中信總經理的秦曉和光大集團總經理的孔丹,一起在中央黨校進修。在《資本論》的課上秦曉向老師提問︰「《資本論》有幾個問題︰第一個,馬克思的理論是經濟決定論,歷史的發展、文明的演進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而不是由某個單一的因素決定的;第二個是他的假設是資源無限的,他認為只要解決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就會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來;第三是他假設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產資料,就會把勞動作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資源稀缺和理性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和市場機制運行的兩個基礎性前提。」坐在一旁的孔丹趕緊拽住秦曉的衣服,因為黨校有中組部的代表,孔擔心秦留下把柄。

這一年,秦曉來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他一邊思考如何規劃大公司總部的功能,一邊攻讀在職經濟學博士。2005年10月11日,劍橋大學校長Alison Richard教授親自祝賀秦曉獲得博士學位。


秦曉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在職經濟學博士。(AFP)

2000年7月秦曉任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長,不到一年他就被派往招商局,而接替他在中信位置的就是孔丹。

當時招商局剛剛死裡逃生,但依然虧損,秦曉把他學到的經濟管理知識用到招商局的具體管理中,從他2001年任職到2010年卸任,秦曉作為董事長完成了「再造招商局」的計畫,10年間招商局的總資產從496億增長到3243億,年利潤總額由12.91億增長到217億。在國資委的央企評比中,招商局2010年母公司淨利潤第九,而且連續六年被評為A級企業。

不過,秦曉對此並不以為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對於國有企業的態度是︰「國有企業是公有制計畫經濟的遺產,應有序地、公平地將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


秦曉(中)在招商局董事長任上10年間,招商局的總資產從496億增長到3243億。不過喜歡求索、反思的秦曉認為,國有企業應公平地將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AFP)

2007年,秦曉與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會。何迪是前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前農業部長何康之子,也是秦曉的髮小(是北京話的一個方言詞,就是指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大了還能在一起玩的朋友)。在博源,秦曉實現了從商人到啟蒙呼喚者的轉變,他計畫利用博源的平臺做中長期中國社會和經濟轉型研究。金融風暴之後,市場上各種噪音很多。他們想把代表市場的經濟學家集中起來,讓決策部門聽到真正代表市場的觀點。

除了經濟、金融話題外,秦曉還開啟了一場中國現代性話題的討論,他呼籲一場新的啟蒙,呼喚社會認同普世價值,並重新審視中國模式論。在他看來,「『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正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秦曉說他一生有兩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歲插隊的時候,國家搞得亂七八糟,好人都給打下去,我再怎樣崇拜毛澤東,也不能接受了。直到林彪事件出來了,對主席有了新的認識,慢慢把這個「惑」破了。第二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先從經濟領域看社會問題,然後又慢慢接觸一些所謂現代化、現代性的理論。看的東西多了,就開始琢磨:不對啊,現代化和現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來了。這第二次大惑就是對現代性的問題。我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認識也發生了大的轉變。」

經過痛苦的思考後,迷惑解開了,於是秦曉開始認同普世價值,推行自由經濟,從那時起,他和昔日的官員朋友們,包括孔丹等人的認識,就慢慢拉開了距離。

為私為公 立場決定態度

1978年,只上到高中的孔丹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成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首批弟子之一。若干年後吳敬璉對孔丹仍讚許有加,「他為人謙遜,做事專注,長於辯論,對中國經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

孔丹的朋友都知道,他完全繼承了他父親風趣幽默的語言風格,敢說敢罵,很有點「紅衛兵」的勁頭。孔丹很有語言天才,各地方言說得特好。每次大家聚會吃飯的時候,他都會說上幾段,在小圈子裡,孔丹有「鐵嘴」之稱,不過到光大集團充當二把手後,孔丹變得沉默少言,他自己這樣解釋,在金融部門工作,應該習慣於埋頭做事,能盡量少說話就少說,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

外人很難想像,孔丹這個被稱為典型的學者型金融家,師長眼中為人謙虛的老者,竟然會在老同學聚會中,罵出那樣難聽的話,可見兩人的分歧有多大。

外界評論,孔丹偏向左派,以保衛紅色江山為己任,積極支持習近平施政;而秦曉則與胡德平等人日益接近,以宣傳普世價值,推動政改為己任,兩人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如果說過去雙方的分歧還是溫文爾雅,那今次則徹底撕破臉皮。由於兩人身分特殊,加上手中均掌握大量的政經資源,而且兩人背後皆有不同的政治靠山與龐大的粉絲群,這場決裂背後所產生的政治能量和衝擊不可小覷。

如今中共高層陷入這種左右之爭,矛盾已經十分突出。當今的局勢很像24年前的1989年六四期間,中國社會思潮極度分化,體制內外的左右之爭也相當激烈,趙紫陽等人利用學潮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並希望徹底掌權,而鄧小平等人則希望求穩定保政權,隨著學生運動的發展,高層政治鬥爭激化,最後釀成歷史悲劇。事態發展下去,未來是否還會爆發一場「六四」運動呢?

中共第五代上臺後,在政策方面向基層傾斜,政治基調則向左轉,目的主要是為了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為今後的政治改革提供空間與時間。保黨維穩派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貿然啟動政改,結果只能是亡黨亡國,失去政權,但如果現階段懲豪強反腐敗,重新獲得民意支持,中共就有了政改的本錢;而普世派認為,中共已病入膏肓,再無變好的空間,只有推倒重來,大破大立,中國才有出路。

孔丹與秦曉的爭論,反映了當今中國面臨的兩條路線的角逐,其差別就在立場上。保黨派只是為了幾千萬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普世派是為了13億中國人的利益,誰是誰非也就不言而喻。秦曉自稱是體制內的改革者,他認為比起那些體制外的不同異見者、或海外流亡者,「能守在體制內,你就會對社會產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響。」不過也許很快他就會明白,中共已經是爛透了的蘋果,裡面爬滿了蛀蟲,不徹底清理,是不可能有解決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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