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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偶像」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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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被學生推倒的清華大學校門〈維基百科〉

2003年,我剛上中文網不久,就撰寫〈孔老二是個大草包〉來揭示中共篡奪政權後,把反孔的歪理邪說通過學校教育強行灌輸給大陸中國人,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割斷了中國文化的血脈,導致中文網上瀰漫著魯迅的歪風邪氣。我在大陸從小學上到大學,但要走出國門,進入德國大學哲學系,才得以學會珍惜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現在再回頭審視中文文壇,我發現大陸的獨立寫作者多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無法或者拒絕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他們的作品和思想與那些在大陸獲得中文系碩士相比,不僅不遜色,相反更實在,更有個性,更打動人。中國的民主化需要的就是這些有創意,有主見的公民,而善於剽竊和造假的魯迅徒、偽菁英只能破壞中國大陸的公民運動,因為他們是中共奴才的變種,俗稱另類五毛。他們打著異議的旗號,幫著中共封殺真正的反對派。這與他們心甘情願接受的中共愚民教育密切相關。他們都推崇魯迅——這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靠共產國際間諜打造出來的紅色偶像。對此當時的有識之士蘇雪林評論說,「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接下來的歷史證明,蘇雪林非危言聳聽,毛澤東1942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承認,中共需要以朱德為首的槍桿子和以魯迅為首的筆桿子,才能在共產國際及其間諜的支持下顛覆中華民國,創立馬列紅朝。

蘇雪林隨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後,於1966年發表《我論魯迅 》,再次表明,中華民國被顛覆就是因為忽略了「反魯」,從而導致共產主義的蔓延。她還警告說:「魯迅偶像一入臺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一、二年內,全臺的知識階級的心靈,均將屈服於共產主義之下,共匪武力尚未到達臺灣,文化戰先就奏了極大勝利。假如共匪對臺發動攻擊,臺灣還能保得住嗎?」在臺灣有蘇雪林等抵制魯迅的惡劣影響,但落入共黨魔掌中的大陸民眾則從小就被迫接受魯迅的毒害。


用魯迅取代孔子
等於用仇恨代替仁愛


魯迅之所以能被共產國際選中,成為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間諜吹捧和哄抬的對象,是因為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後就以「反孔反傳統」著稱,與共產邪惡主義方向一致。魯迅生前配合史沫特萊等兜售蘇共宣傳;魯迅之死則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搞要求停止剿共的示威遊行;魯迅死後,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立即出版魯迅全集,並立即成立各種組織和機構來推廣魯迅的作品和精神,其中包括於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魯藝為中共篡奪政權培訓了大批魯迅似的筆桿子和宣傳員。為了配合中共的武裝鬥爭,魯藝出產了無數紅色宣傳品比如抹黑地主,煽動仇恨的《白毛女》和捏造事實,自我美化的《南泥灣》。

中共篡奪政權以後,進一步系統地用以魯迅為首的五毛及其文學毒化大陸人,剝奪了他們像臺灣人一樣接受孔子教化的機會,使大陸人從小就淪為馬列子孫。所以,在共產黨執政17年後,中國歷史上首次發生學生在學校打死打傷老師的血腥慘案。在這場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先被自己的學生打死的老師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卞仲耘於1941年在中共滲透的燕京大學就讀時,受紅色宣傳迷惑,加入中共,並於1945年投奔中共割據地,為顛覆中華民國效過力。這位女共產黨員從1949年起就成為中共強行接管的,創辦於1917年的女子中學的代理人。

卞仲耘的女學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時,把大字報貼到了她的臥室門上,其中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卞仲耘領導的女子中學的花季少女所使用的語言。而這位女共產黨員則在挨了批鬥後,向她的上級寫信控告:「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卞仲耘用魯迅精神教出來的學生沒有學會做人的起碼規矩,倒是成為在她身上落實「痛打落水狗」的魯迅語錄的凶手,實在可悲可嘆!換言之,在中共操控的學校裡,學生既學不到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也不可能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相反,只能淪為中共黨文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學校淪為說謊、造假
和賺錢的場所

中共篡奪政權後,對外宣稱施行九年義務教育。但在1976年毛澤東死前,中共當局搞「出身論」,把家庭出身劃分成紅黑兩類,有「紅五類」、「黑五類」之說,前者父母是共產黨幹部、工人等,後者父母為非共產黨人、地主等。後者受到各種歧視,即使成績好,也不准升學,尤其是上大學。女作家韓秀就因出身高中畢業後就被下放到窮鄉僻壤,「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撰寫《出身論》奮起反抗歧視的遇羅克甚至被中共槍斃。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靠詭計獲得權力後,中共當局搞「貓論」,一切向錢看,出身不再重要。只要你聽共產黨的話,即使屬於「黑五類」,也可以受到重用,比如像毛澤東一樣讚美暴君秦始皇的電影導演張藝謀。學校包括大學也逐漸產業化、商業化。

中共推崇的馬列邪說、中共的愚民教育和中共官僚的虛偽通通反映在教材的弄虛作假上,大陸人一走進學校就得承受偽劣的教材和應試教育的煎熬。孩子在學校裡學到的要麼是違背天理人倫的黨八股,要麼是不擇手段的急功近利。
 
毛澤東死時,我十歲,在這之前我在學校學的是「批林批孔」,是「學大寨」、「學大慶」和「學雷鋒」。諸如此類的共產垃圾白白地糟蹋了一代又一代兒童的時光和記憶力。我羨慕那些能在學校裡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女誡》的兒童。好在我還能在成年後意識到中共通過學校灌輸我的共產垃圾並在清除垃圾時填補造成的知識漏洞。我慶幸能在異國他鄉閱讀諸葛亮寫給八歲的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而大陸的小學語文教材至今存在「四大缺失」,即缺失經典、缺失兒童視角、缺失快樂和缺失事實。為了美化中共黨魁,居然把《二十四孝》中的〈滌親溺器〉改編成〈陳毅探母〉;像〈愛迪生救媽媽〉之類的違反常識的課文更是屢見不鮮。

中國的傳統教育所用的教材都是先賢的智慧結晶,真實善良,意味深長的美文能讓學生受益終身;而中共為了愚民,一直在按照它的需要不斷地偽造教材,既誤人子弟,又誤國誤民。大陸人在學校學的是中共篡改了的簡化字,讀的是反孔反道德的魯迅等共產毒物,所以,中學女學生可以在「文革」中打死自己的老師;而在「改革」後大學女學生則以當妓女做二奶為榮。

在「文革」中,老師是學生的受害者,因為中共樹立的榜樣要麼是打死老師的宋彬彬,要麼是交白卷的張鐵生;在「改革」後,學生成了老師的受害者,因為升學和文憑又吃香了。針對高考作文韓寒曾坦誠,「中國愚民教育體制下的題目,會想盡辦法把人弄得很蠢,出來就是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我以前參加作文大賽時大唱頌歌,感覺很假。誰知道有人比我唱得還要厲害,所以我每次都只能拿第二名。」

有評論說「垃圾課文比三聚氰胺奶粉還要危害深遠」;三聚氰胺奶粉會讓人得腎結石,而共產教材會讓人失去正統的價值觀。臺灣人從小就得學的「禮義廉恥」與大陸學生無緣。所以,響應中共號召舉行反日集會的成都大學生會把漢服錯當成和服,威逼一位著漢服的女生脫下來當眾燒毀,以示抗日。

而被中共打成「右派」,遭到23年殘酷迫害的黃澤榮(筆名鐵流)則在致中共前總理溫家寶的公開信中透露紅朝首都北京中學的現狀。他寫道:「汶川大地震,受傷害最嚴重、最慘烈的是孩子。當人們為死在校舍豆腐渣下千萬孩子還淚痕未乾之時,三鹿毒奶粉事件,又讓多少孩子命懸一線,令其家長傷心欲絕。就算是福大命大,逃過了這一次次劫難的孩子,他們仍然一個個籠罩在應試教育和教育產業化的陰影中。被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一批利慾薰心、缺乏師德的教師,當成追名逐利的工具,肆意加以虐待、摧殘,稍不如意,或老師認為『影響』了他的『業績』,有礙他的收入,便對孩子惡聲相對,大聲呵斥,百般羞辱,乃至動粗體罰,使孩子人格受損,讓家長欲哭無淚。」黃先生為了兒子在北京進一所普通中學,交納了一萬五千元的「擇校費」,但孩子卻「常被老師故意責罵、羞辱,甚至動粗體罰」。他13歲兒子的手居然會被打得無法用筷子!黃先生在走投無路中只好質問中共前總理:「這樣的教育體制,這樣的教育官員,這樣的教育方式,能培養出有用的人才嗎?」

在中共的極權專制下,大陸人從小被扭曲價值觀、正義感,所以,為了下一代的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終止中共暴政,從根本上肅清顛倒是非的魯迅及其中共黨文化,回歸中國正統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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