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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我雙親(四) 鬥不垮的博愛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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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深秋,中國中學生「大串聯」走遍了小半個中國。作者在歸途中患上急性大葉性肺炎而生病半年。圖為1967年1月21日,一支紅衛兵隊伍在北京街頭。(AFP)

多想挽留住媽媽的生命,讓她多享幾年晚年的幸福啊,但她已經心疲力竭了,三年「大饑荒」給她的身體留下巨大病患,十年「文化革命」在她心靈造成無法彌補的創傷,如今已是身心俱乏,回天乏力。但我總覺得她沒走遠,她的善良、仁慈、博愛,永駐我心。

文 _ 姚明

文革無情毀家園 雙親無辜受摧殘

1966年,我高中畢業,父母親期盼我能考上大學,為他們增光。可是「文化大革命」無情地破滅了我進大學的夢想,也擊碎了他們長久以來的期盼。那年深秋,我和高中同學一起「大串聯」,走遍了小半個中國。歸途中患上了急性大葉性肺炎,回到上海就住進了市肺科醫院。父母親驚恐萬分,日夜擔憂。短短的半年多裡,他們竟來院探望了二十多次,當時從閘北的民立路要到復旦大學後面的肺科醫院,得轉四部公車,整整坐兩個小時,還要步行一大段路。母親那雙小腳得多難哪!我曾多次勸過她,讓她別來,甚至裝作很生氣的樣子。她默默地笑笑,點點頭說聲:「知道了!」可是沒多久,她又和爸爸一起來了。唉,我可憐的媽媽,可敬的爸爸!

出院後,他們像看守犯人一樣守著我,除了去醫院復查,幾乎不讓我出門半步。在家養病的半年多裡,父親以耳疾為由提前退休,讓弟弟頂替他在房地產公司上了班。而他自己則和另外的幾個師傅結伴專門給人家做新婚家具,以補貼家用。那時候,家具也是憑票供應的。票證由單位統一發放。有些人等了許多年才能分到一張大櫥票。新婚的夫婦要想配齊所有的家具就必定得僱人打造,所以找父親打造家具的活計還真不少。他把掙得的錢全給了媽媽,讓她給我買藥物和營養品了。母親則除了幫人做針線,又到里弄生產組去討來了拆紗的工作,為掙多一點錢,能讓我吃上牛奶,增加營養,好盡早恢復。

1968年底,我被分配進了上海第一石油機械廠,當上了學徒工。在我拿著第一個月的津貼交給他們時,母親流淚了。18塊錢的津貼,她數了好幾遍,然後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來。

1969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階段,無論是企事業單位還是里弄街道,「人人過關,個個洗澡」。已經退了休的父親迫不得已還要為自己早年莫名其妙被「脫離組織」的謬事一遍遍寫檢查,而母親則為她曾是「富農」的女兒、「地主鄉紳」的媳婦,被街道「造反派」勒令「勞動改造」。勒令她每天早晚兩次打掃弄堂的走道!

於是晨風裡、暮色中,一個瘦弱的小腳老太婆(此時母親已60歲了)掄著比她個子高的大竹掃帚,艱難地挪著步子,一點一點地向後退著,一點一點地掃著骯髒的人類垃圾!一個深秋的傍晚,天空飄著濛濛細雨,雨中,母親掄著掃把艱難地挪著步子,一雙小腳浸泡在路邊的積水裡……目睹這讓人心頭流血的一幕,我忍不住滿腔憤怒,衝上去一把奪過她手中的掃帚扔在一邊,並肆無忌憚地破口大罵那些毫無人性的「畜生」。沒料到,母親猛地抽了我一個耳光;看到我仍然不肯甘休的樣子,她竟然哀求起我來。望著她那張飽經滄桑、布滿皺紋的臉和飽含淚水的雙眼,我的頭發漲、臉發燙、手腳冰涼、心在流血,扭頭奔回家裡。我想哭,但無淚;我想喊,但發不出聲。我一頭撲倒在床上,默然地流淚了。

大姐姚根娣和許多敢仗義執言的人,找到街道「革命委員會」為母親和父親說情,竟然得到「研究研究,請示一下」的答覆。三個月後,母親解除了「勞動改造」,不久,父親也終於通過了「檢查」。我知道,這和他們平時處事待人平和善良是分不開的,里弄裡許多人都在為他們向街道說情,街道方面也只能順水推舟了。更何況父親也曾為革委會副主任家打過好幾件家具呢。父母親得到了「解放」,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他們似乎又能和平常人一樣了。但我知道,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已經受到了無情的摧殘,心靈上的創傷,使他們衰老了許多。母親的兩鬢斑白了,父親的腰背也彎了下來,他們很少再有爽朗的笑聲了。

養兒方知父母恩 仁慈博愛是楷模

1976年10月,「文革」災難終於結束,1978年我考進了大學。這在我們弄堂裡算是頭一遭。高中畢業十多年後,還能跨進大學的校門!看著大紅的〈錄取通知書〉,父親樂了,當天晚上還開戒喝了點酒。母親笑了,母親也急了,31歲的我剛剛進大學,照老規矩大學生是不能結婚的,等我畢業後再結婚,那她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抱孫子啊?

1980年,高教部發文允許高齡大學生結婚。我終於也成家了。大禮前夕,媽媽悄悄地走到已經布置停當的新房裡,把一個小布包交給我。我打開一看,整整1200元錢!天哪,進廠三年滿師以後我每月才30多元錢工資,還要吃飯、穿衣、零花,這些錢她是怎麼攢起來的!望著她那充滿笑意的臉,我強忍著淚水,叫了聲:「媽!」她只是輕聲說了句:「小點聲,你爸不知道。」婚後第三天,我陪新娘回娘家。從她娘家回來已經很晚了,打開家門,看見父親坐在桌邊,手裡拿著一個小紅紙袋。他見我們進門連忙站起身,走到我新婚妻子身邊,把紅紙袋交給她。一聲不響地走回自己房間去了。我們進了房間打開紅紙袋,裡面是嶄新的10元紙幣,一數整整50張。妻望著我,我望著她,久久說不出話來。

婚後數年,我也成為父親了,孩子誕生在仲秋的凌晨,故而父親為其取名「晟兒」。此後,我們也為自己的孩子操勞忙碌,為孩子的病痛擔憂,為孩子的學習操心,為孩子的成長高興,為孩子的成就自豪。每當身為父母的我們為孩子做了些什麼,或者擔心些什麼時,總情不自禁會想起我們的父母當年為我們操心勞累的情景。

「養兒方知報娘恩」,當我們開始理解,開始醒悟,想要報答他們時,他們卻都已老了,很多東西已經享受不了了。1988年,我借調到上海對外服務公司並應聘進入了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許多。餐桌上雞鴨魚肉不算稀罕了,但他們牙鬆齒老,嚼不動了。戲院裡又開始演傳統大戲了,我託人好不容易買了票,可他們走不動,去不了了,偶爾去附近的閘北區工人俱樂部看上一場電影,小半里路,要走上近半個小時。回來就說:「不看了,不看了!」1989年,我去日本工作研修,回國時在免稅商店買了部23吋的彩電,想讓他們在家裡看戲看電影,可他們看了一會兒就讓關上,說是:「讓孩子早點休息!」

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兩年裡,我因為日本公司工作繁忙,很少照顧到家裡,就和爸爸商量,想僱個保姆照顧母親,可她堅決不要,父親也不同意。我猜想,在母親,恐怕是出於節約的考慮;在父親,恐怕則是想自己親手照料一下陪伴自己走過四十多年風雨歷程的老伴。直至母親彌留階段,父親幾乎一直守在她的身邊。我們多想守住她、挽留住她的生命,讓她多享幾年晚年的幸福啊,但她已經心疲力竭了,三年「天災人禍」的大饑荒給她的身體帶來了巨大的病患,十年「文化革命」在她心靈上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如今已是身心俱乏,病入膏肓,回天乏力。

1991年10月25日,母親走完了她艱辛漫長的一生,離我們而去。享年82歲。

但我總覺得她沒走遠,她還在關注著我們。她那慈祥和藹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她的善良、仁慈、博愛,永遠是我學習的楷模,將無時無刻惕勵著我,這是我享用不盡的寶貴財富!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們永遠懷念您!

哲人懿德滿鄰里 雙親天國同安息

母親走後,父親一直憂鬱寡歡,日常話語減少了許多,時常胃痛,影響到飲食,飯量減了,酒也不喝了,甚至連最喜好的菸也停了。我們勸他去醫院檢查治療,他卻衝我們一笑,查什麼,不就是多年的老胃寒嗎?豈料,他已是胃癌晚期了。當我們發覺他越來越瘦,不太對勁,逼著他去了區中心醫院檢查時才發現是不治之症,我和弟弟決定馬上給他辦理住院治療。起初他死活不同意,但禁不住我和弟弟又哄、又騙、又逼,他最終無奈地點了點頭。在家等待住院通知的那幾天裡,他還堅持著每天下午去小晟晟的學校接他回家。四天後,1992年7月31日,在他坐上計程車去醫院之前還叮嚀我們,要照顧好小晟晟!

父親住院,醫生隨即就發出病危通知,並明確告知這胃癌晚期是不治之症,動不動手術幾乎都一樣。我和弟弟去徵求他的意見是否要手術治療,他卻是淡淡一笑:「八十多歲了,還開什麼勞什子刀啊,再說,我也該去你媽媽那裡陪她了。這輩子我虧欠她太多了!」他還極其認真地關照我們,他死後要和媽媽埋葬在一起,堅決不要把遺骨葬回故鄉。從他毫無商量的口氣裡,我隱隱約約感到,他對自己家鄉人的一種不滿。究竟是什麼原因?當時,無法捉摸得透。直至他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在他寫的向造反派的交代材料裡,有一段他被組織遺忘的隱密。原來當時縣大隊的指導員(他的一個遠親)一直阻撓有關人員設法與我父親取得聯繫,後來此人兼了大隊長的職務,就更不願意讓父親歸隊了。

父親要我們在蘇州選一塊墓地,因為那裡離大姐姚根娣的墓地近些(大姐姚根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扭秧歌的走資派」,受迫害於1974年不幸逝世。遺骨葬於蘇州吳山頭)。我們僱了看護工日夜分班照料他的起居飲食。白日裡我和弟弟上班工作,晚上我們都會不約而同地來到他的床前,和他嘮嘮家長裡短。有一次我問他:「爸,你拋棄了縣大隊長的職務和媽媽來到上海,過了大半輩子清貧的生活,後悔嗎?你的戰友、下級,可是做到某某市公安局長,並差一點升到市長啊。」他用力地搖了搖頭說:「沒什麼後悔的,生活本身貴在平淡,別看老陸當了幾年公安局長,但最後不是跳樓自殺了嗎?我要是沒有『被組織脫離』,說不定也能弄個一官半職,但結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半晌,他又把臉朝向我,語重心長地說:「大鴨子(我的小名,因誕生時鴨子的叫聲驚醒我而得名)你千萬別走仕途!答應我!答應我!」望著他瘦削而堅毅的臉龐,我含淚點了點頭。他才放心地閉眼睡著了…….


在送走媽媽整整十個月之後,又送走了操勞大半輩子的爸爸。願雙親在天國一起安息!(Fotolia)

1992年8月25日在送走媽媽整整十個月之後,我們又送走了為我們操勞大半輩子的爸爸。他和媽媽一樣勤勞、誠懇、老實本分、善良仁慈。我們從1954年搬進民立路190號,直到父母親相繼去世,4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父母親竟然從來沒有和里弄裡任何一個人吵過一次嘴,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他們的身心備受摧殘的年月裡!我在他的悼詞裡說道:「父親的善良、仁厚是有口皆碑的,80年來他從沒和任何人紅過一次臉、吵過一次嘴。父親是勤勞慈愛的。居住在民立路200弄的居民幾乎每家都有我父親給他們留下的手藝活兒。小到門窗、桌椅板凳,大到衣櫃、閣樓晒臺。父親用他長滿老繭的雙手給所有人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回憶,他也因此活在了我們心中。」記得我在念這幾句話時,大廳裡近300人幾乎全哭了。

爸爸,親愛的爸爸,你那顆勤勞、善良的心將永遠跳動在我們的身體裡,直到永遠。

願你在天國和母親一起安息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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