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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隨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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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常最慘烈最危殆的世紀——一批自稱為「共產黨人」的群體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人類的命運從此改觀。(AFP)

【北明按】深入分析共產主義解體內部原因,老康一家之言,檄文一篇。如果你徹底被電子時代短平快餐、豆腐塊文章所顛覆,建議你不看此文。此文以兩萬漢字之方陣,圍獵共產主義世界,以十一層(節)矩矱縱橫其內部格局,捕捉過往風雲,鉤沉歷史現象,論述共產黨出身者之良知,見人所不見,言人所諱言,雖覆履危行險,深得歷史玄機;雖居高臨下,不失所秉。此文Made in China產自大陸中國,不失為共產主義世界最後的堡壘內部發出的一道良知閃電,一次思想盛宴,一種認知革命。

文 _ 王康(中國民間思想家,原居重慶,現旅居美國華盛頓特區)

我曾對共產主義世界有所貢獻,而現在我是那個世界的批評者之一。——密洛凡.德熱拉斯



20世紀,值得反思,不僅因為離我們最近,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常最慘烈最危殆的世紀——一批自稱為「共產黨人」的群體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人類的命運從此改觀。共產主義在上個世紀的興起成為格外重大的世界性事項,共產黨領袖則屬備受側目的一群人物。與西方現代政治家和其他民族運動領袖相比,共產黨領導人是大不一樣的群體。儘管種族、國度、文化傳統、語言文字乃至興趣脾性迥然各異,他們卻自稱擁有共同的宗主、思想體系和終極目標,以及紅衣主教團、宗教裁判所和祕密團體——形同一種全球性宗教。從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始,一名30歲的猶太人就成為這種宗教的創始人。雖然馬克思諱言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一直在悉心經營他的新世界,哺育他的信徒。1883年3月,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簡短致辭,稱「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34年後,馬克思的俄國信徒在彼得堡發動武裝起義並且得手,65年後,一批中國人以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在中國奪取政權,馬克思牌號的共產主義成為世界性革命。

自基督教在西元初年在地中海沿岸興起1900多年後,馬克思主義再次改變了世界。但是,共產主義在蘇聯74年的記錄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實驗,已經使它自己名譽掃地。雖然羅素、哈耶克、伯林、奧威爾、阿倫特等西方人發表過預示和透析共產制度的文字,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還有信奉者和研究者,唯有親身領教過制度性共產主義的俄國和東歐各國,才義無反顧地摒棄了共產主義。幾乎在蘇聯解體的同時,波羅的海和東歐諸國便以法律形式禁止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標誌,以及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和活動,並推翻他們的塑像。

歷史顯示,遠比基督教來勢磅礡規模巨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思潮和運動,不大可能持續兩百年,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統治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國家消亡、按需分配、沒有壓迫剝削、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復歸等許諾)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反倒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劫難,並且短命——不會超過100年。除中國、古巴、北韓、越南幾個已經很難稱為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外,世界已臨近為共產主義篆刻墓誌銘的時候了。這場以「解放全人類」為總目標的紅色革命,一度把半個世界置於鐮刀斧頭之下,又在一代人間出人意外地收場,徒然留下一個戴著血腥面具的幽靈還在孤魂式的遊盪,一則可供後世長久思索的烏托邦公案。

與並世而起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同,共產主義沒有因為——或者沒有來得及——發動納粹式的戰爭而遭受失敗,它是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外交、法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更為長久更為充分地表現了其基本性質和價值之後,合於邏輯地破產了——被自身內在力量傾覆了。尼克森、撒切爾夫人、布熱津斯基等西方政治家認為蘇聯的失敗是西方「不戰而勝」的結果,是50年冷戰共產世界最終不敵西方全球戰略與和平演變的結果。這種結論可以用若干歷史表象證實,卻忽略了一個更加根本的原因:共產國家內部人性中良知與自由力量對極權主義的拒斥與反抗。這段充斥著真假善惡是非之間特殊較量的漫長歷史,是暴政和謊言終難征服人性的非凡記錄,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幾乎在共產黨人首次執掌國家政權時,他們就開始濫施暴力,在全俄範圍內消滅舊制度的代表:皇室、貴族、僧侶、地主、資本家。在這點上,列寧嚴格記取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最重要的遺囑: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人幾乎同時把以前共同反抗沙皇政權的社會民主黨、立憲黨、革命黨人全部送進監獄。在這點上,列寧並未違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次要遺囑:一旦推翻了「反動階級」後就「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一旦共產黨人上臺,無論英國憲章派、北美土地改革派、瑞士激進黨,還是波蘭民族解放政黨,法國民主社會主義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國民黨這些資產階級政黨都在打倒之列。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運動」,布爾什維克確實是遵照其「聖經」條款,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以鏟除「舊世界」為己任。1940年蘇共當局決定處決2萬3000名波蘭國防軍軍官和神甫、律師、醫生、教授時,理據就是這些波蘭人是資產階級波蘭的精英,他們是布爾什維克的死敵。在死刑文件上簽字時,史達林、貝利亞、卡岡諾維契、莫洛托夫們沒有絲毫猶豫。卡廷慘案不是孤例,蘇聯在自己國內對幾乎所有階層都發動過進攻,5000餘萬俄國人死於非命,這種悲劇幾乎被所有共產黨國家「複製」。

列寧很快發展了馬克思。布爾什維克發布的第一批法令,包括在全俄肅反委員會裡設立整肅俄國知識界的「第五局」。政權剛剛鞏固,新俄國就採取了一個具有重大象徵性的步驟,關押並驅逐一批大知識分子:莫斯科大學校長、動物學家諾維科夫,彼得堡大學校長、哲學家卡爾薩文,莫斯科大學數學系主任斯特拉托諾夫,經濟學家布魯茨庫斯、茲沃雷金,歷史學家卓韋捷爾,社會學家索羅金,哲學家別爾嘉科夫、舍斯托夫、弗蘭克、洛斯基,布爾加科夫神甫、弗羅連斯基神甫等。他們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蘇俄境內出現,將格殺勿論。這是共產黨人一項特殊使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消滅「舊世界」賴以存在的代表。工人、農民不過是欠缺階級自覺性和歷史首創精神的盲目力量,是共產黨人徹底改造世界的腳手架,至多是共產主義救贖的對象和理由。這就意味著,共產黨人將向人類宣戰,文明本身成為傾覆對象。這一步驟還傳達了一個異常訊息,被驅逐者大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在1922年走出的這一步,意味著共產黨人的歷史性狂妄與無知,意味著某種自絕於文明世界的愚蠢的天真,連這也出自共產黨人的原初教旨。關於巴貝夫、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卡貝、魏特林、布朗基、拉撒爾、巴枯寧、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西歐共產主義者,馬克思與他們交流、對話、論辯,但他從來沒有提及,在一個共產黨人統治的世界上,該如何處理共產主義者「內部」的不同思想。不過,馬克思並沒有忘記提醒說,共產主義革命不僅要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樣,馬克思為信徒們留下一個難題,誰來決定哪些觀念應該被最徹底地決裂,按照什麼標準去決定呢?馬克思也許不曾想像,一旦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後一種決裂將演變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鬥爭,即革命思想、路線和道路之間的分歧和鬥爭,並不可避免地擴展為道德、人品以致審美、話語、思維的較量——這種鬥爭和較量,將從內部撕裂共產主義,使共產黨人重蹈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自我埋葬的陰森墓穴。

列寧生前雖然已意識到某些「純粹個人特性」的差別可能釀成「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將「出人意料地導致(共產黨的)分裂」,他由此告誡,「如果我們黨不採取措施防止,那麼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歷史以列寧預感到、卻無力想像更不能避免的事實——一部分共產黨人消滅另一部分共產黨人的嚴厲,一點不壓於他們鎮壓敵對階級時的殘酷,更超逾歷史上人類互相殘殺的記錄——坐實了一個真理:當共產黨人消滅了舊制度、驅逐了知識界精英,準備直接改造俄國和世界時,文明和人性將在共產主義內部選擇自己的替代力量,它的極端意義是,即使共產黨人統治了全世界,他們還是無法實現其終極目標——以「解放」的名義駕馭和奴役人類。每一個古拉格群島和卡廷森林的死者,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審判凶手,每一個新生嬰兒都會令惡徒心生不適,每一個共產黨人都可能暗中或公開地恢復人性,成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和異端——真正的人。



別爾嘉科夫的遭遇具有典型性。他曾經組織大學馬克思主義小組,為此兩度入獄,三年流放。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的混亂和流血洗滌了他的眼睛,他成為最早警惕共產主義的先知:俄國知識分子曾為革命作了長期準備和犧牲,共產黨人卻不對知識分子感恩,反而把他們拋入深淵,並且鄙視古老的俄國文化;更嚴重的是,俄國革命儘管擁有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某種正義性,但在精神、文化上卻是反動的。政治革命要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務,而不是顛倒過來。精神和自由是人的真正本質,它只能是個體化、而不是集體化的。如果將集體化的政治革命置於首位,那麼革命的後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它雖然能夠推翻舊政權,但它所實現的只能是更糟糕的政權更迭,只能是精神文化的毀滅,只能是人的奴役,而不是人的解放。

別爾嘉耶夫因此與列寧構成俄國革命的兩個極端。別氏對俄國革命命運的預斷雖是歷史哲學、乃至宗教唯心論意義上的直覺,卻比西方的俄國問題專家更精確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命運。俄國反共產主義的先知,從來沒有僅僅從現實政治和客觀立場上評價俄國革命,沒有因為蘇聯政權的殘暴統治降低或放棄自己的精神維度與宗教原則,沒有被共產黨人的無神論意識形態所魅惑而變賣自己的歷史結論,對於那些「簡單反共」的人們,別爾嘉耶夫的下述判斷,不會讓他們釋然:對於俄國而言,共產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歷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產主義」這個詞裡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托爾斯泰從揭露黑暗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追索上帝之愛與人類命運的終極關係。(AFP)

同時,對共產主義的不祥預感也在俄國醞釀。「路標派」早在俄國革命前十年,已經覺察到革命神話的危險,反對革命者崇拜。「革命者」——未來的共產黨人——不惜拿俄國的前途做實驗,在這種「革命」中,數千年文化積累將被付之一炬。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格爾尼科夫的可怕性。托爾斯泰則從揭露黑暗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追索上帝之愛與人類命運的終極關係。俄國最偉大的兩位作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舊俄國」對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紀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但是他們都無法預見二十世紀俄國遭逢的更為殘酷而復雜的局面。別爾嘉耶夫們繼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異常深刻的預見性:革命,它要控制人的思想、馴服靈魂,現代極權主義要求放棄自由,憑此才給予麵包,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誘惑。梅涅日科夫斯基與路標派一樣,預感到俄國和全世界可能被「群魔」征服,淪為「敵基督」的天下。如果沒有一場道德和精神上的更新,俄國將難免浩劫。只有當世界自由和幸福之地時,「我的、你的和我們大家的惡魔」才會退場。但是,列寧、史達林們從馬克思的德國精神那裡得到的靈感鄙視一切道德、精神,俄國的歷史環境和世界的現實狀況都有利於列寧們而不是別爾嘉耶夫們。

共產黨人和懷疑共產主義的先知、共產主義的崩潰都首先出現在俄國,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但它遠遠超出了本文範圍。像兩千年前那些揭露羅馬帝國罪行、叫人悔改、提醒人們記念心裡的神靈、警示將來的審判、為那些憑良心做事的人祝福的基督教先知,別爾嘉耶夫們也預見到共產主義的三部曲:共產主義是俄羅斯的命運,是俄羅斯內在命運的組成部分;它將被俄羅斯的內在力量所鏟除。共產主義應當被克服,而不是被消滅。共產主義以後到來的那個更高階段應當容納共產主義的真理,然而,是擺脫了謬誤的真理。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



共產主義內部的演變,神奇地證明了俄國先知的預言。

柏林牆坍塌的直接導因之一來自萊比錫尼古拉教堂,一名普通牧師,克利斯蒂安.弗瑞爾,從1982年9月20日開始點燃的40支蠟燭,到1989年冬天擴展成照亮馬克思廣場的7萬支蠟燭,融化了東德共產黨40年的鐵血統治,讓戈爾巴喬夫有機會說出「歷史將懲罰遲到者」的名言,讓1956年、1968年開進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的紅軍坦克消失於無形,讓「勃蘭登堡門重新開啟,門眉上的勝利女神再度歸來,她的四駕馬車下,每一塊磚石都神采飛揚:三色旗在那裡徐徐升起,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蘇聯、外蒙古十個國家在那裡鳴放禮炮,伯恩施坦指揮的德蘇美英法等多個樂團聯合演奏的《歡樂頌》響徹歐洲大陸,世界各民主國家政治巨擘聚首門下頌讚自由,全球四十億人通過雲集門下的各大媒體分享這曠世的歡樂……」(北明: )。


上世紀60年代,索爾仁尼琴在撰寫《古拉格群島》時發現,共產主義鐵殼裡面人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AFP)

上世紀60年代,索爾仁尼琴在撰寫《古拉格群島》時發現,共產主義鐵殼裡面人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這個過程在蘇聯已有一代人的歷史,其他共產黨國家也開始了「人民的覺醒」。正在成長著的新一代人,他們對邪惡作鬥爭的時候表現得百折不撓,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為了不出賣良心,他們寧肯失去一切:工資、起碼的生活條件、甚至生命。這個過程發展得如此廣泛,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蘇聯的地位一落千丈,幾乎成了笑柄、人間的恥辱了。索翁還發現,「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在這唯一的、無需作任何補充的意義上,為作家們開闢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道路。」他由此設想可以「斗膽」預期產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第一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上層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下層人;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其中「最有希望成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領域」由於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經過外部的暴力才能實現這個轉變。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實現了「設身處地」地為下層人──人民──這一轉變的。索爾仁尼琴強調,「在古拉格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幾百萬人的頭腦和心靈上真地而且永遠地陷於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的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這當然不限於文學,而是一場無形而浩瀚的精神「解凍」。1974年他在華盛頓對美國工人階級說:

像我這樣住在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兩手空空,既無坦克,也無武器,既無組織,也沒有別的什麼,我們有的只是自己的心靈和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經歷。但我們一旦發現自己是能夠站起來的,並且能夠站得穩,我們就站得住腳了。有了剛毅的意志,我們就能夠站住腳根了,堅強的意志是在我國艱苦的歲月裡鍛鍊出來的。

被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生存與命運》的作者、蘇俄作家格羅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史達林兩種極權統治在新世紀的罪行後,對共產黨自詡的「理想」、「大善」提出質詢:「我看到了在俄國誕生的社會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動搖的力量。我在農業集體化時期看到了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這一力量。我看到人們怎樣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樣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義下被消滅。我看到餓殍遍野的農村,我看到倒斃在西伯利亞雪地上的農家孩子們,我看到把成千上萬的男女從莫斯科、從列寧格勒、從俄羅斯各個城市送到西伯利亞的列車,他們被宣布為偉大神聖社會的善的思想的敵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們打著國家、民族的榮譽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幟幹下了多少喪盡天良的事情!」


薩哈羅夫被譽為「人類的良心」。(AFP)

薩哈羅夫被譽為「人類的良心」,他的一生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精神的燈塔(喬治.布希),而他首先是二十世紀占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極權國家中的聖徒和先知,是俄國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以後偉大自由精神的繼承人,是所有嚮往自由、尊嚴的人們的道德先驅。

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與妻子遷回莫斯科。薩哈羅夫成為蘇聯第一屆國會中首位發言者。他沒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它們已經夠開明不凡了),而是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專制制度。1975年11月,薩哈羅夫在他本人缺席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公布了100餘名「我所認識的囚犯」的名字。他請世界記住,「我的國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與我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他宣告,每一個名字,無論提到還是沒有提到,「都代表了一個堅強和英雄般的人的命運,代表了多年的苦難,多年為了人的尊嚴與自由而鬥爭的典範。」西方學者認為,薩哈羅夫完完全全屬於高貴的俄國貴族傳統,他的科學天賦、難以置信的道德勇氣,特別是他矢志不渝地獻身於真理,使人們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自己時代最純潔最完美的典型。

羅依.梅德韋傑夫用了45年時間,探望、採訪了監獄、勞改所和病榻上的老布爾什維克、紅軍將領、《真理報》編輯、「紅色教授學院」的老教授、科學家、學者、神甫、工人、農民,當他完成了審判史達林罪行的《讓歷史來審判》時,成千上萬的受訪者已經離開人世,梅德韋傑夫用長達2萬4000人的「人名索引」向他們致敬。

蘇聯享有國際聲譽的持不同政見人士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格里戈連科、奧爾羅夫、卡波查都曾經是共產黨人,如果遵循蘇聯共產黨的路線和紀律,他們都將前程遠大。正如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所說,持不同政見者「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淵博知識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積極性的人們,他們確實向同胞們說出了真相,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遭到了迫害。」但是,共產黨人在把俄國和時代的良心送上十字架時,讓自己淪為該隱,那位殺了親兄弟的罪人,額上被字、免得為人所殺——「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死亡是太輕的懲罰——帶著恥辱的印跡與世長存。(原載於中國人權雙周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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