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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幸福 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 ——悼念不相識的著名音樂評論家德魯(Drew)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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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德魯出版對音樂界具有重要研究參考價值的《瓦要手冊》一書,對瓦要的研究幾乎決定了他生平後期的工作。(網路圖片)

文 _ 仲維光

我常問自己,為什麼古典音樂、中國傳統京劇讓我那麼喜愛、陶醉?古典音樂、中國傳統京劇給了我什麼?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夠滲透古典音樂的旋律,中國京劇的神韻。我知道,每一首讓我驚歎、喜愛的音樂,每一段讓我叫絕的唱腔都可能為我的文字打開新的可能。

我常問自己,為什麼繪畫、攝影、山川大海讓我那麼心曠神怡、流連徘徊?繪畫、攝影,山川大海給了我什麼?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夠有那些豐富的層次,跌宕起伏的變化,我知道,每一幅讓我感到震動的繪畫、攝影作品,每一幕讓我驚心動魄的山光水色,都能為我的文字注入了衝勁。

我深深地體會到藝術不是單一的,表達方式也並非獨一無二。我所擁有的不同藝術家對同一作品不同演繹的多種唱片,不同製作工藝的音響器材,讓我理解、欣賞到藝術及語言的表達的多樣性。平庸的表現讓你平庸,深刻的理解與表現讓你對同一個事物、同一個問題的看法超俗脫凡。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我到法蘭克福飛機場接馬建,他上車後的第一句話是,「告訴你一個沉痛的消息,佛羅拉(Flora)的父親辭世了。他覺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經沒有了意義。我為自己沒有盡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此刻我才知道,馬建妻子的父親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樂評論家大衛.德魯(David Drew)。

馬建告訴我,德魯的一句銘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這更讓我震動!

馬建說,德魯最近幾年為此陷入痛苦之中,很多時候整個上午寫出的文字,到中午就都揉成一團扔到了字紙簍裡。他為此感到痛苦,感到繼續活下去是沒有尊嚴的。醫生說他這就是憂鬱症,為他開了一些抗憂鬱症的藥,但是吃了藥,症狀反而更嚴重了。

馬建的話像一個重錘一樣打在我的頭上,我沉默、思索……。

五十歲的王國維投湖而死,三十歲的葉賽寧自縊而死,七十八歲的德魯也是主動選擇了死亡……究竟憂鬱是病,還是只有有才能的人,敏感的人,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才具有這種感覺和痛苦?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千古以來,傷春懷秋、多愁善感,創造了多少人類豐富的精神財富,但是這平庸的西方醫學,現在居然把超乎常人的感覺,探索的苦痛歸為精神病、抑鬱症。 世間的確有精神病,也有抑鬱症,然而,你卻無法把超越凡人界限的精神的遨遊者歸為夢遊的人!

馬建告訴我,我所喜愛的波蘭作曲家格列斯基(Henryk Mikolaj Górecki)的第三交響樂就是德魯先生推出來的。

我和馬建相識十幾年,和他太太佛羅拉也認識十幾年,從唱片隨帶的說明中讀德魯關於格列斯基的樂評也是十幾年,但是我竟然不知道大衛.德魯是佛羅拉的父親,馬建的岳父,這大約不能只用孤陋寡聞來說明了。

大衛‧德魯 在多方領域的卓越成就

大衛.德魯,是人類每代人都曾擁有的那類最傑出、最敏感和最有勇氣的人,知道他的去世,再讀那些介紹他生平的文章,使我更深切地看到這一點。

德魯生於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九日,倫敦西南的普特內(Putney)。他的父親雷金納德.希克林(Reginald Hicklin和母親瑪麗(Mary)於一九三二年離婚,他跟隨母親生活,母親後來又嫁給了一位蘇格蘭的律師。他沿用了母親的娘家姓氏。五零年到五三年他在劍橋大學學習英語和歷史。

Administrator在劍橋的時候,有幾個人給了他重要的影響,里維斯(FR Leavis),及他的雜誌《Scrutiny》;威爾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 及他的音樂評論;由於西班牙內戰而避難流亡到劍橋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作曲家羅伯托.格哈德(Roberto Gerhard)。他從里維斯那裡學到了如何嚴格地閱讀理解文獻以及它和當代文化的關係;從格哈德那裡學到在更為廣泛意義上如何理解現在音樂的精神與技術。格哈德是菲利佩.佩德雷爾(Felipe Pedrell)與勛伯格的學生。

德魯最早的研究物件是法國音樂。早在一九五零年,德魯剛剛進入音樂界,但他很快就在有關法國音樂的評論中得到高度評價。他的三篇論文,關於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作品,關於現代法國音樂,關於二十世紀的歐洲音樂,即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也依然非常有價值。

年輕的時候,德魯去過歐洲和美國的很多地方旅行。在旅行中他認識了很多的人,結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路易吉.達拉皮柯拉(Luigi Dallapiccola)、羅傑.塞欣斯(Roger Sessions)、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斯特凡.沃爾佩(Stefan Wolpe)。當然還有本傑明.布里頓,邁克爾.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伊莉莎白.勒琴斯(Elizabeth Lutyens),以及年輕一代的英國作曲家。

對庫爾特.瓦要的研究 無人出其右

德魯的興趣太廣泛了,他無法被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專門的領域中。英國介紹他的文章說,沒有一種職業稱呼能夠準確地描述他究竟是做什麼的,音樂家、樂評家、文化史家、出版家或者編輯。然而,他卻在上述每一個領域都取得了成功,更讓人驚異的是,很多成功不僅是同時做出的,而且極其卓越,甚至可以說獨一無二的。他所有的這些工作都滲透著一個強烈的思想、一個抱負,那就是他希望能夠診斷、糾正二十世紀流行的那種對於古典音樂的流俗看法。他認為,某些被社會大眾接受了的看法,有的是被商業所污染,有的是被政治上的壓力所扭曲。

當然德魯的這種抱負和思想不是自然地產生、輕易形成的,而是來自他多年來的研究以及他所具有的第一流的音樂感覺與熱情。這是個不斷累積的過程。他首先得益於對於作曲家庫爾特.瓦要(也譯作韋爾)(Kurt Weill)的研究。一九五二年他決定研究瓦要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這個選擇決定了他其後一生的幾乎所有的工作。

在希特勒上臺前,一九二八年與劇作家布萊希特合作寫出歌劇《三個便士》的瓦要,二次大戰時移居到美國,在百老匯開始了他的第二次生涯。但是在一九五零年,五十歲的時候去世。那時他的工作已經被世人遺忘,他只是在人們提到布萊希特的時候,有時候作為和布萊希特相聯繫的一部分才被提到。


庫爾特.瓦要(圖中)(Getty Images)

然而,瓦要不僅是一位嚴肅的古典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充滿才華的流行歌曲作者,瓦要一生忍受了形形色色的痛苦。德魯開始研究瓦要的時候,結識了瓦要的遺孀,洛特.萊尼亞(Lotte Lenya),一位卓越的歌唱家。他得到萊尼亞的同意和幫助,這使他得以能夠接觸到瓦要遺留下來的那些凌亂的稿件。但是隨著研究範圍的發展擴大,研究計畫變得複雜而困難,並且經常碰到包括版權、複印權等無法繞過的阻礙,以及它所帶來的麻煩。德魯最終還是取得了公認的成功,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權威性的,並且對於音樂界具有重要研究、參考價值的關於瓦要的著作,《瓦要手冊》。當然他所計劃的三卷本的關於瓦要的巨著卻最終沒有成書。然而,這就是德魯!因為事實上他曾經寫好過幾百萬字,只是由於他自己感到不滿意,他就一次一次地毫不猶豫地放棄,重新開始。現在對於讀者來說,值得欣慰的應該是,他畢竟為我們留下了一本(!)研究巨著。

在德魯在對瓦要的研究中,滲透著德魯不同尋常的特點,那就是他所特有的精神和知識追求——廣闊的視野與獨特的個性。德魯的研究遠離那種仍然非常流行的流俗文化工業中的懷舊,他的研究沒有完全圍繞瓦要的個人傳記,而是更多地關注作曲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文化史中的角色和作用。通過對瓦要的研究,德魯還進一步發現德國當代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及其感受,不僅受到納粹的意識型態,而且也被戰後德國的困境所影響和扭曲。

幫助多位年輕優秀作曲家

在音樂評論界,德魯是眾所周知的一位充滿熱情的批評家。他喜愛爭論,當然也不是一位沒有爭議的批評家。這尤其在是涉及到那些被忽視,乃至被誤解了的音樂作品及音樂家的時候。他主編享有世界盛名的的音樂雜誌《Tempo》,這份雜誌的影響超越了狹小的音樂界。不僅如此,他同時還為其他幾個著名的,非常有影響的雜誌定期寫稿,例如《The Score》,《音樂時代》(The Musical Time),《The listener》 和《New Statesman》。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音樂出版界,他可以說是一位中心人物。最典型的是,在當代最著名的出版社「Boosey & Hawkes」出版的許多作品中,目錄中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審美傾向和熱情。那些熱情甚至有時帶有偏執的色彩。

他的這種興趣又成就了他在音樂界第二個眾口一詞的貢獻,那就是他發現並且幫助了很多尚未成名的,極富才華的作曲家。

很多年輕的、默默無聞的作曲家就是因為德魯,才登上了世界第一流的音樂界。這其中包括奧地利作曲家格魯貝爾(H. K. Gruber)和施威爾特斯克(Kurt Schwertsik),波蘭的格列斯基,多產的英國新浪漫派作曲家羅賓.霍洛韋(Robin Holloway),以及年老的猶太流亡作曲家貝特霍爾德.戈德施密特(Berthold Goldschmidt)。得到過德魯決定性的評價和幫助的人中還有美國著名的指揮家伯恩斯坦、史蒂夫.賴克(Steve Reich)、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等人。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的是波蘭作曲家格列斯基,他是德魯一生推出的作曲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他的第三交響樂在九十年代後成為風行一時的作品。單張唱片曾經創造過一年出售七十五萬張的紀錄。

就我所知,這部第三交響樂目前在唱片市場上流行著將近十個樂團的版本,但是公認最好的一張是由英國倫敦交響樂團演奏,大衛.津曼(David Zinman)指揮,厄普肖(Dawn Upshaw)演唱的錄音。而這個錄音,以及樂團指揮和獨唱的選擇,與作曲家格列斯基的合作,德魯不僅幾乎參與了從構思到錄音的每一個具體步驟,而且親自為這張唱片撰寫了介紹。

十幾年來,格列斯基的第三交響樂一直是我鍾愛的作品,我收有六個不同樂團,不同指揮和女聲獨唱的版本,但是正是這張附有德魯所撰寫的介紹的唱片是我最喜愛的。這張唱片深深地打動我的不僅是格列斯基的音符,而且厄普肖的聲音,樂隊在津曼指揮下給每個音符所灌注的人性與感情,對戰爭,對殘暴的控訴與痛恨,對親人、同胞、對人生的愛,都直刺我的生命的深處。現在,當我知道它和德魯的聯繫的時候,我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德魯的靈魂,德魯的追求。

「人生的幸福,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

初步了解德魯的一生及其工作,我不單深感自己的無知,而且也體會到什麼是感覺遲鈍。因為在我初見他的女兒佛羅拉的時候,我雖然驚奇這個女孩子的聰慧和敏銳,但是卻居然沒有感到她身上流著不平常的血液,而和這樣一位時代性的傑出人物失之交臂。

初步了解德魯的一生及其工作,他的不竭的追求讓我更深地體會到生命、追求,與現實的衝突和痛苦。

一個年輕的時候沒有充沛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人是很難體會到,那些曾經充滿才華的人,一旦精力衰竭的時候的痛苦。

生命的年輪並非只和歲月相連,它常常和進取精神融合在一起。很多人從一進入社會就進入了老年,很多人的青春一閃而過,甚至根本沒有品嘗過青春的想像力、創造力。但是,人生卻也為那些充滿精神進取心的人延長了生命,如泰戈爾、托爾斯泰。生命是不能只以年數來計數的。

司湯達在他為自己寫的墓誌銘上寫道:「生活過,寫作過,戀愛過。」然而,很多人卻沒有「經歷過、體驗過、創造過。」為此,你又如何能夠用生活多少年來衡量生活的內容與數量,生命的價值?

一個人的這種精神的沮喪,用藥來醫治,就好像要用藥來使一個缺乏精神感受的,猥瑣的精神變為振奮和充滿想像力、進取心的精神一樣,那本來是不可能的。然而,現代醫學卻要用這來解決人生、精神面臨的根本矛盾。而實際上嚴重的還不止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中,心理醫生中的很多人常常是無論智商,還是對人生的感受、進取心、想像力都是最為平庸的一類人,他們又如何能夠理解充滿追求精神、進取心的人的痛苦。人們看到,莫札特、貝多芬的心靈,愛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常常很難被常人理解,但是與此相反,他們卻激勵了那個領域中的孜孜不倦努力的、百折不撓追求的、代代不甘寂寞的人,被他們所理解,所共鳴。

藝術家能夠發現、感受到世界、生命的痛苦,世界卻無法醫治藝術家的精神痛苦,因為究其實質來說,對於充滿追求、好奇的人來說,對於這種宇宙間非常獨特的具有思維創造的「動物」來說,人的生命最終是一個不可逃脫的悲劇,是一個苦海。誰感受不到這一點,他就不是一個藝術家、思想家,誰能夠在那平庸的世界中、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甚至如魚得水般地生活,他就不是一位藝術家,而單就這一點就充分證明了他的平庸。
德魯說,「人生的幸福,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


「人生的幸福,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Fotolia.com)

如果不能發現思想的韻律,如果不能夠寫出有節奏的句子,生命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呢?

是啊,意義是精神的內容,意義就在生命的精神之中。有精神的生命就是有意義的生命,精神是無所不在的,所以「生」,它的意義是無所不在的。有時候它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時候它在求知中、感覺中,有時候它在自己愛的付出、愛的所得中,有時候它在責任中——那種對親友、對下一代、對社會的責任中。也正因為此,帶上枷鎖的精神,是難以容忍的,被閹割的精神,生不如死,沒有精神的生命是行屍走肉!

就因為此,「共產黨社會」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共產黨文人以及那些匍伏在共產黨腳下的藝術奴隸是令人鄙視的!

德魯的生,德魯的辭世,再次讓我體會到——自由、創造對一個人生命的重要!◇

(小標為編者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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