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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為己任 開華夏之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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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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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陽樓的石屏上鐫著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東林書院的一幅對聯上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炎武《日知錄》大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代的讀書人,在他們的情懷中曾經有著一份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是為讀書人之共識與境界。然而,求之當下任意一處現實的所在,裹挾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人潮中,還有幾個人的頭腦裡會想得出「天下」這樣一個念頭來?!——而這,其實也正是治世與亂世的一個極大的分別。

譬諸戰國時的那一段亂世,士人們奔走於諸國,遊說於陛下,逐鹿於中原。他們雖然也言必天下,不過卻多是以天下為利器,以天下為鵠的,這則與「以天下為己任」完全不同。所以在一段百家爭鳴各顯神通之後,儒生們脫穎而出。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說是遵從自周以來的王道,還因為他們對天下的態度更為中正,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而非利器與鵠的。同時也因為有了這樣一批讀書人的出現,中國的社會從戰國亂世重新回歸正軌,整個社會祖述堯舜之道,發揚先聖之學,從而有了大漢王朝四百年之基業。

又如唐末以至五代的那一段亂世,中原王朝更迭與周邊異族相侵的複雜背景下,讀書人大抵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讀書為利祿之途而汲於進取,一種是棄天下如敝屣而遁跡山林。所以那個時候流傳著一句話,叫進士輕薄。讀書人流連曲中,以豔詞相誇,仍可以中進士,奪狀元,世習之以為常。這種情形直至宋初還有痕跡,譬如柳永之所謂「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正是亂世時一部分讀書人的心理狀態。好在宋初理學思想厚積薄發,漸成主流,於是中國社會從五季亂世再次回歸正軌,從而有了大宋朝三百年基業,而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定位,嚴格而論,當確立於此時。

再到後世,雖然讀書人之自覺與責任再未達到如宋士大夫那樣的高度,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卻一直在讀書人中傳承。所以明東林黨人心繫天下,奮死不顧。顧炎武則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清末王國維留下一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遂投昆明湖,以身殉國。民國時憂國憂民的讀書人前仆後繼,奔走呼告。

應該說,直至中共篡政以前,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而世運之盛衰,也的確與他們切身相關。說起以天下為己任,並非是一句招牌式的口號,真正的讀書人是能夠擔當得起這樣的天下大任的。以宋世為例,一批讀書人首倡其議,范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歐陽修有「我所謂文,必與道俱」……正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了這樣一批讀書人為道德之表率,整個社會也必然如影之隨形,聲之應響。譬如熙寧年間的洛陽聚集了一批巨公名士,如司馬光,如韓琦,如富弼,如邵堯夫,皆是清德直道之士,於是忠厚之風,聞於天下。以至當時裡中後生皆知重道義,畏廉恥,每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即司馬光)、邵先生(即邵雍)知」。此足見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境界,對整個社會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

而在那樣一個社會裡,每個讀書人不論仕途,不論官階,都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時候,這個社會也必然充滿活力,積極向上。所以我們看到大宋朝在我們通常所以為的軍事積弱的狀態下,卻能夠有兩宋三百年的基業,且成為歷史上最為富庶之時代,其文教及於遼金西夏,遠播高麗日本,以至南亞中亞,最遠到達東非。

鑒古是為知今,當今之中國在中共治下已經走入前古未有之絕境,中共以文化革命滅絕傳統,以經濟發展摧毀道德,以六四屠殺重建恐怖,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被塞滿自私、冷漠、麻木、恐懼,已沒有多餘的空間去裝進任何關乎「天下」的思考。非有大器識,大擔當,大義大勇之人橫空出世,孰可與談扭轉乾坤?!然而今天說起這些,並非徒為空言。事實上四海內外,上億大勇之士已然高蹈先行。他們講出的真相鋒利如劍,穿透中共邪靈。他們展現出的境界卻是平和理性智慧堅忍,他們以真、善、忍為原則的修為正在重建普世價值,而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擔當不在言表,卻在實踐上做得至為純粹——甘以生命為代價,毫無個人之所求,捨一己之得與失,謀大眾之真幸福。他們的出現也必將帶來世人之覺醒,所以今日之退黨大潮、訴江大潮、各種反迫害運動此呼彼應。由是以知,天滅中共,天佑中華的天象已然大行世間,紅朝劫數將盡,而華夏民族之新紀元正締造於此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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