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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代歐洲歷史研究衍生的
「後基督教社會論」

百年歷史、不同國家、地區中發生的複雜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問題困擾著現代世界。混亂、充滿紛爭及排他的現代西方,不僅持續威脅著人類,甚至它強大的物質能力已經威脅著地球這個自然體。

究竟如何理解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如何在可說是陰霾,亦可說是險風惡浪中洞穿這二百年歷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從而找到可能突破它、擺脫它的方法?「後基督教社會論」向您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思考角度。

後基督教社會論是建立在百年來前人對於這一段歷史的廣泛研究的基礎上,即百年來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推進了一步的看法。這個研究可以簡單地概括之為一二三六九,即一個理論,或者說一把鑰匙、兩個概念、三項條件、六種特徵、九個階段。

這個理論,也就是這把鑰匙是「後基督教社會論」。「後基督教社會論」是建立在對於近代歐洲歷史的研究解釋上。它認為,大約三百年前開始發生於近代歐洲的政教分離,宗教退出去後,留下一個基督教在人中的社會和文化思想框架。由於人們對於這個框架一直是不加分析、批判地完全接受,因此它使得後基督教社會延續了二百多年,並且再次重複發生了中世紀前基督教世俗化在社會中曾經存在的問題和災難。由於近代技術,這些災難甚至遠過於中世紀前人類所經歷的災難。

這個論點涉及到對於國家和社會,或者說人類歷史發展的一種新的理解,即國家不是如二百年前所謂啟蒙學者所說的,是社會契約論所說的社會發展產物,而是相應於一種文化,一種對於人的存在,人和自然的關係的形而上學前提下的相應的社會存在規範。所有這個社會中發生的事物及其規範,以及其後這個規範的發展變化,都和這個形而上學前提有關。

筆者提出的這個國家的發生發展論,在認識論、方法論上源於湯瑪斯·庫恩的科學史研究。社會及國家的發生、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發生發展是類似的。庫恩認為,不同科學規範不可比,科學發展不是一條線——一元的,而是革命性的,根本的變化發生於它的形而上學前提的改變,假說的改變,是革命性的變化,不是從舊的規範中生長出來的。所以這個方法用在歷史和社會學上,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大約三百年前歐洲發生的變化,形而上學前提,價值前提改變了,但是它存在的社會結構及思想規範卻還是以前的。

眾所周知,中世紀歐洲的社會,即政教合一的社會是在有基督教信仰,但對其壟斷的前提下產生的社會,它是由於步入了一條死巷,才促發了文藝復興,促發歐洲人尋找一個新的人類存在的價值及社會形式。這個新的價值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本、人道,即個人的生存權利,而這個所謂新的社會形式是政教分離,宗教必須從社會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但是,人們誤以為這個已經存在的社會結構框架,只需讓神父、教士等神職人員退出去,只需不再君權神授,就是新的社會形式了。然而,三百年來的歷史讓人們看到,這個想法過於天真和一廂情願了。

庫恩的理論曾經告訴我們,相對論不是從牛頓力學發展出來,而是一個革命性的替代改變。不同規範,不可通約。
現在,不僅庫恩科學革命的理論,科學認識論讓我們認識到相應的應該產生的發展,以及和舊事物的矛盾,而且最近二百年不斷發生的社會問題也再次讓我們看到和親身經歷到:當形而上學前提改變,存在的假說改變了,它一定會和舊的規範不相容,一定需要一系列的相應於它而產生的新的規範及結構。

為此,如果近代的發生是如哥白尼學說發生那樣,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如果政教分離,人權進入,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那麼宗教退出去,留下來的這個社會、文化思想,或者說生活方式的框架也就必須隨之而發生改變,甚至可以說也必定是一個革命性的、根本性的變化,不然就會發生不相容問題,發生問題和災難。

但是正是在這一點上,人類極其不幸,這個盲點造成了二百年來人類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他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巨大災難,犧牲了一億以上人的生命。這是比中世紀前歐洲所經歷的宗教戰爭和宗教對抗引起的更為巨大和殘酷的災難。

為此,在這個框架下,理解這二百年的歷史,有兩個概念是後基督教社會所獨特產生,並且獨有的概念:一個是意識型態,一個是極權主義。這兩個新出現的概念事實上絕對不是什麼新的概念,它完全是對應於基督教文化及社會而產生的變種蛻化,或者說是世俗化的結果——宗教概念的世俗化。而在這點上它們同時又證明了最近二百年還不是在新的價值基礎上的新的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

世俗觀念論結合物質的力量
產生了極權主義

二百年前產生的意識型態,一百年前發生的極權主義,這兩個概念及現象充分證明了當代是後基督教社會。

二百年前產生的意識型態這個單詞,ideology,這個時下被翻譯成「意識型態」,並且已經廣為流傳幾乎已經無法再用其他的譯法來替代它的單詞,如果不看歷史,直譯其實應該譯為「觀念論」、「觀念學說」。可最準確,讓中文讀者一下子就能夠理解它的歷史性的原意的譯法應該是:「替代一元論神學教條的世俗思想系統。」因為它正是在宗教退出後,世俗的知識菁英進來試圖替代基督教的宗教學說,要求並且維護自己的權力的時候而產生的。它是後基督教社會中退出去的神學的替代物。所以不僅這個詞產生於二百年前,而且二百年前在歐洲是各式各樣的替代一元論神學教條的世俗思想系統,各類觀念論產生的旺季,從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論、唯物論,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二百年前的歐洲思想界依然如文藝復興時一樣,思想上仍然有兩條清晰的線索,一條是基於復興希臘思想的哲學探究,它依然是沿著希臘傳統進行哲學討論,這個傾向以康得及英法的經驗主義和理性探索傳統為代表,人們稱之為啟蒙主義思想。另一種傾向,和文藝復興及啟蒙對抗的,在十九世紀不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神學,而是積極替代基督教神學的各類世俗觀念論。這兩個傾向在歐洲發生的對抗,從文藝復興起一直持續到今天。為此,現在由於後基督教社會問題的提出,我們可以看到,促使啟蒙發生的哲學和神學的對抗從中世紀後,文藝復興時代起到今天在歐洲一直存在。各類意識型態傾向的、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世俗產物」,宗教品的「世俗代表」一直干擾和侵蝕著思想界及社會文化問題。這種觀念論傾向代表著自文藝復興後,曾經存在,被逼迫退出的基督教對於文藝復興的雙重反彈——從神學和世俗神學與啟蒙思想的對抗。所以各類馬克思主義,如新馬克思主義的阿多諾、霍克海默,到各類基督教衛道者、西方中心主義者,一直用這類世俗基督教觀念論,毫不掩飾地攻擊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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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從這個角度我們也會看到,最近二百年來,有一些探討非理性問題的哲學,如胡塞爾哲學繼承的是希臘傳統,但是也有一些所謂非理性的哲學,實際上是神學世俗化影響下的變異產物,已經不是西方原來意義下,或者說希臘嫡傳的哲學。所以德國的波普學派的代表哲學家阿爾伯特在評述闡釋學的著述中明確地說,海德格在宗教和詩歌的邊緣找到它的所謂哲學的棲息地。

哲學是討論性的、探測性的、假設性的,如波普所說的,它是在知道自己是無知的,並且要證明的也是自己是無知的基礎上的對於問題的討論;受神學浸染的所謂哲學,則不是在討論希臘式的哲學問題,是在宣揚一種感覺或意念;而各類觀念論,世俗化宗教、世俗教條,則讓堅持自己握有唯一真理的思想方式產生了徹底的惡變,成為世界上罪惡的根源,因為他們居然聲稱並且還要證明,他們這些世俗的人、這些世俗的黨派占有並且代表唯一的真理。

一百年前,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當這類二百年前產生的世俗觀念論,在利用它的黨派及個人那裡,感到自己已經擁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可以付諸於行動,即可以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攫取權力並且也真的掌握了政權的時候,就產生了極權主義。

教會式的國家結構下的民主
並非真正的民主制

極權主義當然也不是什麼新東西,它是基督教社會固有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再版。它能夠發生,並且存在就是因為後基督教社會為它留下了框架及基礎。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此前被極權主義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們早就看到並且研究過的三個條件。

弗里德里希早一九五三年就明確地提出,極權主義產生的三個必要條件是,第一,基督教化社會,第二,民主制,第三是現代技術。

所謂基督教化的社會指的是,這個社會的文化思想是二元的思想方法。這樣才能夠保證這個社會的民眾能夠接受非黑即白的思想,接受一個一元的絕對正確的世俗上帝、世俗宗教教派,或者說黨團占有絕對真理的要求。

其二,這裡所說的「民主制」在筆者還沒有明確地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的時候,對此也曾經感到十分難以理解。為什麼民主制竟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制度發生的必要條件?這促使我進一步探究了這個所謂的「民主制」,而這就促使我看到,弗里德里希,以及我們時下所說的「民主制」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是遺留下來的、過去教會式的國家結構下的民主。而這一發現就再次促使我提出了後基督教社會論。

在一九五三年的研討會上,弗里德里希明確地提出這個條件,並且用中國民國史的史實佐證了這個論點。但是他卻沒有進一步探究,對這個西方所盛行的這個所謂的「民主制」提出疑問和探究。由於雖然很多前人,描述過各種類似的現象及條件,但是從來沒有人提出後基督教社會問題,對時下的現代社會及其結構提出疑問,所以這層窗戶紙,最終居然留給了筆者來捅破它。當然如果沒有這些研究極權主義的前輩的廣泛的工作,筆者也很難走到這層窗戶紙前。

為此,如果我們實行的「民主制」是民主的產物,那麼它就不可能,或者說不是那麼容易地就被極權主義利用,甚至不可能成為極權主義發生的一個必然條件。因此這個今天世界上流行的「民主制」是所謂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在民主價值上的民主制,它一定只是過渡時期的替代物、贗品,我們應該也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在人權價值、真正的民主價值基礎上的民主制,而這個民主制的前提就是,在這個制度上不會發生極權主義。

為此,對這個民主制的進一步思索讓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國際社會流行的民主制不過是教會文化留下的社會結構,即退出去了的基督教留給現代世俗社會的教會式的結構。進一步探究可以讓我們看到,「黨派制」不過是基督教社會留下的教會框架下的教派的世俗化,「憲政」不過是基督教社會統領世界的教義的世俗化。對於起自二百年前的,以人權和民主作為基本價值的現代社會,它們都只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形式。而百年來的歷史直接、並且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黨派制和憲政制是使得民主制不斷面臨危險的兩個陷阱。包括魏瑪共和國的解體,今天歐洲和美國等遇到的問題在內,即百年來民主制的多次危機及消亡失敗,都和這兩個問題——基督教社會留給後基督教社會,人們依然沒有對其有根本性的觸碰和質疑的問題有關。對此,筆者以後將會有專門文字探討,為什麼黨派制和憲政制是民主制的兩個陷阱。

在我看來,真正的民主制要禁止任何黨派的存在,可以結公益性、專業性的社團,但是不可以結謀政、謀權的政黨。 結黨必然營私,「黨是尚黑」這個中國先賢認識到的道理在任何人類社會都不會改變的。同樣的道理,為了保障民主,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憲政以及任何國家的權益都必須讓位於民主價值,即每個人的選擇權。民主制不等同於憲政制,而是憲政必須服從於民主。

上述發生極權主義的三個條件,一旦明白了,你就會對如何評價定位五四以來中國的所謂全盤西化的歷史,對民國以來的黨國化,對反傳統、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有更準確的認識和定位。很多所謂中國的知識菁英在五四後在中國推行的實際上是一個全盤世俗基督教化,而不是現代化。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則正是這個過程的極端化的結果。明白了這點,你甚至會從近日臺灣社會的那種泛政治化,那種繼續希望族群對立、黨派政治利益超越民主制的現象中找到和共產黨文化及現象的類似性、親緣性,從而對在後基督教社會中的這一切,有更準確的認識和定位。

極權主義世紀的九個時期

在這三個條件下產生的極權主義,弗里德里希總結了六個特徵。對於這六個特徵,幾十年來有過不同看法試圖修正它,但是可以說並沒有根本的變化。這六個特徵就是:

1.一個針對敵對群體(或者是階級敵人,或者是種族)的操控性的意識型態;

2.壟斷的,通常由一個獨裁者領導的一黨制國家;

3.與此相應的通過暴力與祕密警察等工具實施的國家恐怖主義;

4.唯一的、絕對由政府控制的軍隊及武器;

5.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新聞壟斷;

6.完全由國家控制和操縱的經濟。

這六個特徵可以說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會所曾經具有的特徵,在現代物質條件下的世俗化再版。為此,它同樣佐證了筆者的後基督教社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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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前輩和當代學人對於後基督教社會為我們遺留的獨特問題進行的詳盡研究中,不僅在概念思想上,而且對於最近二百年的歷史,尤其是極權主義發生後的百年歷史也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性的分析研究。

布拉赫教授認為,這一百年可以稱為是「極權主義的世紀」。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做出這一研究時,他把這一百年分成了八個時期。為此,筆者把八十年代後,準確地說八九年以後作為另外一個時期,在布拉赫教授的研究的基礎上把這一百年分為八加一——九個時期。這九個時期的分期及特點如下:

1.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布拉赫認為,一九〇〇年前後,極權主義思想和形式的形成時期,可以稱為第一個時期。
他認為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一九一四年,這段時期是極權主義思想及理論、世界觀,政治上的救世學說發酵、形成的時期。

2.第二個時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具體化時期。布拉赫認為,知識分子作為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的助產士既影響並且幫助了左派,也影響了右派。為此左派在一九一七年建立了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蘇聯,右派則在一九二三年在義大利建立法西斯政權。

3.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第一個高峰。在這期間產生了極權主義這個術語,極權主義在思想和政治上在歐洲迅速擴張。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德國發生了一九一七年後最嚴重的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事件——希特勒納粹上臺。這使得上個世紀前半夜專制浪潮發展到一個頂點。

4.此後是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制度持續的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發動了擴張性的戰爭,乃至世界大戰。而同時以奧威爾、泰爾蒙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此也開始進行了更為深刻的討論及反省。

5第五個時期:二次大戰,一九四五年後的新的歷史的開始。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雖然是有所變化的時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是極權主義蔓延擴展的時期。如果說它是二十年代戰爭與革命問題、政治上的意識型態,以及三十年代難以停止的獨裁的繼續,那麼也依然可以看成是以往的極權主義陣營的繼續形成和發展時期。而這一時期的另外一方面卻也是西方驚人的重建時期。

6.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對於極權主義來說,緊接著上述時期的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階段,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從史達林去世到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表面看來似乎要部分地去除史達林的政治變化——解凍。極權主義在這一時期再次顯示出它在極權的前提下的變通性,但是同時也不斷地展示了它固有的殘暴性,如五三年東柏林和五六年匈牙利對於民眾反抗的鎮壓。這個時期的歷史,很多東歐國家,以及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都發生過類似的變化。但是至少這些經驗歷史證明,極權主義自身不可能發生徹底的根本的改變。

7.五十年代末期後,極權主義再次穩定住了陣腳,開始了第七個時期,進一步對世界進行腐蝕、滲透及擴張。
這一腐蝕、滲透及擴張可以說是從第六階段時期就發生、變化,而直到一九六八年到達高峰。

8.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交叉感染。布拉赫教授認為,七十年代西方社會遇到的問題依然是民主制社會自身發展中的問題。由於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以及對西方當代社會批評的各類意識型態和運動的傳播嚴重地擾亂了歐洲對於民主和自由價值的堅持。七十年代出現的緩和,以及上述三方面問題的交叉影響,在一九七八年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存在的問題的爭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各類相信能夠在政治與經濟上找出一條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義、中立運動一起構成了一種尋求第三條道路的浪潮。而為此,對於議會制民主的懷疑與對於工業社會的討論再次讓人們嗅到極權主義的氣息。這個傾向讓歐洲對於極權主義問題陷於麻痹,甚至讓人們對比回憶起二十年代的那種自我毀滅的潮流。

9.第九個時期。布拉赫教授的分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做出的。筆者認為,一九八九年後,最近三十年可以作為第九個時期。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特點都和世紀初期,二十年代,及七十年代類似。西方經濟問題重重,恐怖分子問題,各類族群、地域性的對抗問題此起彼伏,對於極權主義的所謂效率的青睞,對於民主制的懷疑,在經濟上的綏靖和實用,而幾乎所有的問題顯示的都是,後基督教社會所獨特具有的世俗基督教社會的特點。所有這些特點讓人們看到民主制中的黨派和極端化的一黨專制的黨派,在利益和運作上有著十分廣泛的、先天的聯繫及合作基礎,所謂「民主制」國家,由於它只是一種後基督教社會的教會制民主,所以它不僅可能發生極權主義,而且本身和極權國家就並非是水火不容,而有著先天的聯繫的。對此的研究還在繼續,我相信中國的學者,因為體會更深,所以是可能做出更多的貢獻的。

時下中國社會的現況
是歐洲中世紀的再現

對於布拉赫等極權主義研究專家對於當代歐洲和西方史的研究,與此平行,筆者同時提出了中國社會及文化在後基督教社會的變化和遭遇,同樣可以分為九個時期。這九個時期讓中國社會和文化在所謂全球化,即基督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墜入九重地獄——社會瓦解、墮落,自然環境崩潰。這一百年來九層地獄,步步沉淪的發展過程概括如下:

1.五四後基督教式的世俗教派及其思想進入中國;

2.一九二一年在歐洲人的支援下成立共產黨組織;

3.三十年代中期後世界性的戰亂,抗戰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秩序;

4.一九四九年,極端化西方世俗教團共產黨掌握政權;

5.五十年代連續的運動從各方面摧毀傳統中國社會及文化;

6.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決定性地徹底清算各類知識菁英;

7.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徹底毀滅所有異質文化;

8.一九七六年後極權主義意識型態、文化思想的繼續擴張及實用主義的極權主義席捲中國;

9.最近二十年,和西方,後基督教社會具有百年聯繫的中國社會及文化的徹底毀滅及腐爛。

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這個步入九重地獄的過程,可以進一步佐證筆者提出的後基督教社會論。因為這個過程讓我們看到,時下中國社會的現狀是極為典型的歐洲中世紀腐化、墮落及殘暴的政教合一社會的世俗化再現。那時的教會、教士們利用的是上帝及宗教的名義,而實際上是毫無信仰,毫無神聖,到處是放肆的巧取豪奪、出賣教職、侵吞民產、搶男霸女、綱紀道德敗壞。為此,如果所有在薄伽丘的《十日談》中揭示的中世紀教會的黑暗和墮落,你都能在時下中國社會中找到完全對應的現象,那麼,我的這個「後基督教社會論」也就可以說肯定地說,它找到了最好的經驗證明。

德國·埃森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小標為編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