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後記（下）

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Karl Dietrich Bracher）（網路圖片）

筆者按：

〈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一文發表在孟浪主編的《致命的列寧》（溯源書社，2017，香港）一書。這篇六萬五千字的文章全文共分四個章節，包括五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總結十月革命百年來的歷史，即為什麼總結這個歷史首先要反省改變自己被十月革命所塑造的思想框架，為什麼會選擇。第二部分是介紹布拉赫教授是誰。第三部分介紹他的歷史研究和極權主義研究。第四部分介紹布拉赫教授為什麼把這一百年的歷史稱為極權主義的百年，對百年歷史的描述分析。第五部分，作者的心得。在布拉赫教授關於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研究基礎上，提出我們所說的現代社會是後基督教社會，究竟什麼是民主社會的最危險的陷阱。

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紹布拉赫，第一次系統地從歷史的角度介紹極權主義問題的發生和演進。筆者認為是了解極權主義思想和歷史問題必讀的一篇中文文章。由於出版了紙本的書，所以這篇文章短期內不會上網。需要閱讀的朋友可以到港臺書店及郵購網站購買。此外，你也可以從這篇寫作後記了解捕捉這篇文章的一些內容。

思想學術和人生經歷的楷模

在寫作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布拉赫在德國歷史學領域里程碑、分水嶺式的貢獻是我不曾料到的第一個收穫。然而就在與此同時，伴隨這個收穫的就是另外一個不曾預料到的、對我來說更有著直接意義的收穫。

對布拉赫學術思想的探究讓我發現，他在德國知識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及艱難經歷。這個經歷及教訓，對於我來說是竟然可說是楷模性的，而他的典範甚至可以說立刻就成為我的生命，我的學術及思想追求的又一力量來源。

在我這前半生中，在思想領域，如果不算七十年代初期進入經驗主義思想時對於羅素等人的關注和追隨，只說在當代政治哲學領域中的思想歷程，我前後持續專注、閱讀過幾位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其中包括卡爾·波普、阿爾伯特、阿隆、達藍道夫、布拉赫和邁爾。我幾乎收有上述幾個人的絕大多數的著述以及一些研究他們的重要的書籍和論文。而在這一思想上的學習及研究中，我居然發現在人生的經歷上，他們每個人都讓我發現很多熟悉的東西。其中波普在對於認識論和專制及其思想的聯繫問題上，以及他和他那一代的西方專斷、教條的思想傾向及其代表人物的衝突；阿隆一生中和左派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上的分歧和對抗，都讓我感到就如同發生在我身旁的事情，非常熟悉。而在他們幾十年後誕生的我，不過是在黑暗中亦步亦趨地重現他們的一些思想經歷。我常常痛感自己的晚知晚覺，他們對我不僅是思想上的啟發、支持，而且在現實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鼓舞。所以九五年我在悼念波普逝世的文章中，甚至曾經逐字逐句地引用了當時報刊對他的描述，「他兩目炯炯、身材瘦小，聲若洪鐘，生前沒有留下任何子女。」

我在近年來描述阿隆思想經歷的文字中，因為自己的體會也多次著重提到，阿隆一生因為對抗依附於共產黨傾向的左派知識分子而在法國知識界遭受到的孤立，以及他在具體的思想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針針見血的批評。

也正因為此，回顧我自己前半生的經歷，因為或多或少地有這些前輩經歷的影子，所以我非常珍惜這些前人留下的楷模式的經歷，這讓我在對抗任何謬論和權力的時候，增加了自信和堅定。無論怎樣孤獨與困難，遭受如何毀滅性的打擊，都沒有被打倒或失去方向。

但是儘管如此，我卻沒有想到，在我的前輩中竟然會有一位，在思想學術上，在人生經歷上如此的一位幾乎每一個主旋，每一個樂章都讓我感到熟悉的楷模。

我必須要說，在我半生，即半個世紀的研究與追求中，這一次因為寫這篇文章而進入布拉赫的思想及傳記史的時候，布拉赫的經歷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儘管到去年動筆時，我追尋他可謂已經整整二十六年，可竟然如此之遲地突然發現，布拉赫的歷史學研究在歷史學領域中，在德國知識界中的作用及遭遇，他一生在德國社會中的經歷，從思想到社會現實竟然都完全成為我的一個典範。它讓我發現，我的一生居然是在另外一個社會，中國，重演這齣「人生戲劇」。只不過我是歷史中的這幕知識大戲的B角，是布拉赫等大師在西方首演後，在世界各地的巡迴演出中，在中國的演出中的演員。

我之所以強調這點是希望說明，這個知識和思想追求的經歷，對抗的經歷，對於社會影響的經歷，對於一個生長與極權主義社會的知識人，是一個必然經歷的過程。我希望這個艱苦經歷能夠引起時下中國知識界，尤其是下一代進入思想知識領域的青年人的注意。有了這個參照系，你就會減少迷失的可能，走彎路的可能。因為我的經歷告訴我，如果我早就找到這些導師，我這一生就會更有效率，會做出更多的事情。

（Pixabay）

我在過去五十年經歷了的是：一九六九年我以有限的高中知識及可憐的被極權主義所規定能夠閱讀的有限書籍，就發現這個知識體系和政治制度的荒謬、不合邏輯、不合常理性而產生了背叛。而年輕氣盛的我，居然把顛覆這個知識界作為終生的任務，從此隻身對抗一個知識界。「早歲哪知世事艱」，第一個十年，我經常被擊打到徹底懷疑自己（七十年代），第二個十年我立住了腳跟，開始了解基本的拳路（八十年代），第三個十年，我有了基本的出拳能力（九十年代），第四個十年，我的套路日趨成熟（新世紀最初十年），第五個十年，我開始了這人生拳擊場上最後幾個回合的對抗。徹底擊倒真理部的對手，已經只是時間及時機問題。

為此，對比布拉赫教授的經歷，我深切地體會到，他面臨的社會和知識環境和波普與阿隆不同，卻和我有著非常類似的地方。

首先他生長在第三帝國，希特勒極權主義時代，他和我一樣進入知識界時面對的就是他出生於此的，曾經造就了希特勒極權主義的那個知識傳統，知識界。

其次，他步入學術領域及人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抗這個歷史及知識界。

第三，在對抗這個知識界及其文化傳統中，他展開了自己的一生。為此，我驚奇地發現，從他步入知識領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被老一代的歷史學家攻擊為使用的是莫名其妙的研究方法，不能夠接受的思想和觀點。而這個對抗，被現在的歷史學家明確地描述為，是和德國傳統歷史學，傳統知識界，德國傳統文化的對抗，他為德國歷史學和政治學引來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為戰後德國社會的新的文化思想打下自己的烙印。

在閱讀中，我發現，這種對抗的慘烈及強度是我此前難以想像到的。因為布拉赫在二〇〇七年著名的學術刊物《當代史研究》（Zeit Geschichts Forschung）雜誌為他最後退休舉辦紀念討論會結束的時候，他非常動情地感謝了五十年代他最早進入的歷史研究所。他說，因為進了這個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開始。今天這個歷史研究所已經很強大，因此他們不再被迫下跪了。對於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啟蒙及釐清，他們一直堅持捍衛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問題、方法問題。對於歷史所的同仁，他在講話結束的時候特別說，要繼續堅持做歷史的開拓者。

一經讀到這句，我立即感受到布拉赫一生在德國知識界、德國社會的經歷。

在這樣一個剛剛走出極權主義的社會中，布拉赫的知識生涯的經歷可謂是教科書式的。追究產生極權主義的原因導致對抗；推崇一種新的治學研究方法，導致壓制、打擊和污蔑；追求建立一種新的知識和文化傳統導致激烈的角力及負隅頑抗。但是布拉赫是幸運的，因為他進入學術領域的時候，極權主義已經在外部遭到滅頂性的失敗，德國已經處在盟軍的主導和監視下。五十年代初期的布拉赫有美國的後方，在柏林的研究所也是以流亡美國回到德國的知識分子為主建立的。在這樣一個氣氛中，甚至後來六十年代初宣稱要排斥科學研究方法的阿多諾，在五十年代初期申請資助的研究計畫，居然是引入美國的經驗主義研究社會學的方法。

大約就是這個氣氛使得布拉赫在五十年代能夠順利出版他的研究成果，五九年在波恩拿到教授位置。布拉赫接受波恩大學的教席後，從不隱瞞他獲得這個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為在納粹時代，這類教席及所傳授的政治學完全投降了納粹，使得在這一領域中充滿偏見，因此他認為，一種新的政治及政治學的教育是必要的。從而在後來的三十年中慢慢擴展形成波恩學派。

我當然沒有布拉赫那樣的幸運，因為我孤身努力奮鬥了五十年，才到達布拉赫五五年的起跑線。因為我所受到的打擊，遠遠過於布拉赫。我不僅對於逼迫下跪有著深切的體會，而且多次經歷他們試圖把我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深淵邊緣。這一系列的經歷，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後我的幾番經歷，甚至堪稱是荒誕。從八十年代中期後被自然辯證法界的排斥，被自然科學史所的打壓，到九十年代中期後由於翻譯愛因斯坦問題受到攻擊，再到因為紀念李慎之問題受到圍攻，甚至所謂「逐出師門」，所有這一切雖然匪夷所思，可現在讓我看到，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布拉赫經歷，一幕荒誕版的圍剿戲劇！而在與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對比布拉赫，文革後的所謂導師們，包括所謂標榜啟蒙的導師們，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布拉赫對過去知識界提出的問題，並且做出布拉赫在波恩大學的貢獻。他們放出來的只是金觀濤們，各類真理部的子弟，從而不僅談不上顛覆，反而是加速了中國知識界的每況愈下。為此，現在已經不只是文化大革命問題，甚至連八十年代的問題，都已經和魏瑪共和國對於布拉赫那樣，成為我們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典型的案例。對於下一代中國學人來說，他們只要想起步，首先就要面臨如何看待這兩個歷史時期的問題。

即如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起步就面臨誕生希特勒的德國保守的傳統文化及學術，任何一個談論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文化思想問題的學者，都必須面臨並且認清黨文化、真理部建立的文化，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問題。

不是我被極權主義知識界「逐出師門」，而是從六九年起我就反叛出了這個知識界，以及他們所寄身或依附的真理部；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從七〇年之後，在知識和精神問題上，我就成了所有那些和這個知識界割不斷血脈聯繫的人的眼中釘、肉中刺：無論老少，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這個對立，在根本的知識和精神問題上可以說是一個邏輯必然。

這個對抗以及它所派生出來的仇恨都只因為我不買帳！

我就是不買共產黨真理部文化的帳！大大小小各分店的帳，我一分錢都不買！！

這個對抗還在繼續，因為由於西方的資助及交流，「動物莊園」的經濟得到發展和擴張，因為西方諾貝爾獎的獎勵，真理部及其各種分店的生意還異常興旺。既然我過去在孤獨和幾近無知中就能夠決定不買這個店的帳，並且堅持下來，現在，了解熟悉了布拉赫這樣的先賢及其工作，我當然就更不會買他們的帳了。

寫作這篇介紹和紀念布拉赫的文字，我坦率地承認、我清楚地感到，它實際上是濃縮了我自己一生的一個擴展的影像。正因為此，我認為，我可以算是布拉赫先生在中文界的嫡傳弟子。我沿襲了布拉赫教授的探索和研究，寫作此文之後，更希望能夠在未來發揮和他一樣的社會影響：在中國學界能夠有一個對抗極權主義文化，對抗並且改變百年來已經被徹底的基督教世俗化了的中國文化及思想的學派。

共產黨極權主義是絕對的不好

我把這篇研究介紹布拉赫教授的文章稱為我一生對抗極權主義的習武生涯中，從布拉赫教授那裡承襲來的「九轉陰陽絕命槍」，這當然是一個借喻式的說法。但是我稱它為「九轉陰陽」，卻也是有所指喻。因為布拉赫教授把這一百年的歷史稱為極權主義的百年，他把這一百年按照極權主義在不同階段顯現的特點分成了九個時期。從他對於這個分期的描述和分析中，稍微有些智力的讀者就能夠感到，這個分期及描述是不可否認的，極權主義的百年，極權主義的世紀的看法同樣是不可否認的。

與此平行，相應於極權主義的百年，我曾經在談到中國當代文化問題的時候，把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崩潰沉淪分成九個時期，認為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化沉淪、被極權主義徹底摧毀同化的九層地獄第八圈。所以這個「九轉」不僅是傳統上的一個表示極化的隱喻，而且還帶有非常根本的實實在在的分期看法。

至於絕命更絕非是一個虛張聲勢的看法，極權主義產生於上個世紀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其後它的思想、文化及政治影響迅速在歐洲蔓延。從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初期，伴隨極權主義概念的出現，西方的學者、思想家就圍繞歷史的經驗事實以及理論進行了廣泛詳盡的研究。這個研究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期間更加深入廣泛。因為事實上冷戰就是一九一七年產生的極權主義潮流及歷史繼續存在的直接結果。在這個對於極權主義的汗牛充棟的研究中，布拉赫教授可以說是最有建樹的學者。因為，甚至幾乎可以說只有他的研究，最簡單、清楚地直接把握住極權主義產生的「歷史」原因及其「本質」。

在極權主義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圍繞極權主義的概念問題，如何定義極權主義問題。

（Pixabay）

弗里德里希在描述性地定義了六個極權主義特徵後，在對於它的使用，它是否能夠普遍地應用到實際的社會和歷史存在中去的討論中，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接觸到歷史性的、具體的對於各不同社會問題的解釋。為此，他討論了了極權主義產生的歷史性、社會性的條件。他明確地認為，極權主義發生的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是基督教的社會文化，第二是民主制度的國家，第三是現代技術。

儘管這三個基本歷史性的文化社會條件是任何一個研究極權主義的人都不能夠迴避的，儘管上個世紀以來極權主義產生於歐洲，蔓延於歐洲，並且以歐洲為中心不斷地為世界製造災難和問題，但是卻只有極少數的幾位極權主義研究者把這個研究推進到對於「歐洲」的「歷史和文化問題」的研究上，即對於基督教文化與極權主義關係的研究上。

在這極少數的幾位學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弗格林，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看到極權主義的威脅的時候，就直接提出了「政治化宗教」問題。他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宗教，或者說政治化的西方宗教，因為弗格林並沒有研究過東方宗教。事實上，東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在根本上並不是一回事，因為他們的形而上學前提的性質並不一樣。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對於一個具有具體形象的神的崇拜信仰上，而東方宗教信仰的是超出人的存在的「存在」，這個存在是什麼，不僅是說不清，或者說並沒有企圖用一種明確的肉體人身的形象來讓它清晰化、簡單化，而且是多元、多種存在的。為此說到底可以說是一種自然中的生命的關係、萬物的關係。所以弗格林在西文中用的「政治化宗教」，翻譯成中文不出誤解，最簡單清楚的翻譯應該是「政治化的一神論宗教」，它既包括基督教、猶太教，也包括伊斯蘭教，但是卻不包括佛教和道教。

為此，弗格林到埃及和希臘歷史和思想中尋找根源。他把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啟蒙思想，強調人的認識的思想都稱為「意識型態」，觀念論，認為這種思想發生的根源是希臘的諾斯提派，即一種對於知識的追求。克服它的辦法就是去掉政治化，超越塵世化的追求，也就是超越揚棄啟蒙以來的世俗的人的追求和人的擴張，而返回到純正的基督教社會。為此弗格林認為，現在西方的民主制只有在純粹的基督教社會中才能夠真正實現，任何世俗化中都具有產生意識型態的可能，都有墜入極權主義的陷阱。在這個認識上，他後來也把「政治化宗教」的提法修正為「世俗宗教」。「極權主義」是一種「世俗宗教」。

從某種意義上，弗格林的提法其實也是對於弗里德里希提法的一個佐證，那就是今天的民主「制」，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但是這個制，在弗格林看來，沒了神，就一定會，或者說很大可能成為政治化的一神論宗教，而這就是極權主義。在弗里德里希看來，這個「制」，沒了神，如果經過調整還是能夠保持民主。但是在這裡，弗格林忘記了，這個「制」，有了被人世俗了的神，就是歐洲中世紀前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歷史已經證明，對於歐洲社會來說，是歐洲人自己不願意要它，而產生了文藝復興及近代的政教分離。這是一個死路。而對於弗里德里希來說，他沒有看到這個基督教社會留下來的「制」，恰恰是為今天的民主不斷帶來毀滅性問題的陷阱，除非改制。

和弗格林平行，繼承啟蒙思想的歐洲的自由主義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最早的是法國思想巨擘阿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德國生活時就注意到極權主義的發生及威脅。一九四二年他提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世俗宗教。阿隆在晚年多次強調，儘管他在極權主義研究及對抗極權主義問題上影響很大，但是他認為，他獨特的貢獻是在於世俗宗教的提出。但是遺憾的是，由於阿隆缺乏思想家的探究特質，而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入研究和闡述。而在這裡筆者要再次強調，準確地翻譯阿隆的看法是，極權主義是一種世俗化的西方一神論宗教。

在對於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及思想研究上，布拉赫教授的研究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文化上，可以說是最準確地把握到了歷史性、思想性的線索。

大約這是布拉赫獨特具有的特點和學養決定的，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但是又十分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學的概念和思想。為此，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思想的研究中和其他的學者不同的是，他的思想研究和最近二百年來的歷史密切相連，而他在研究這一百年來，一個世紀的歷史的時候，卻又有著極為清晰的思想基礎。他稱二十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但是就在此前，他專門論述了意識型態的時代，因此，意識型態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關係，就構成了布拉赫對於這二百年來歐洲歷史的理解的基礎。

二百年前，在歐洲產生「意識型態」這個單詞，一百年前在歐洲發生並且產生了「極權主義」這個單詞。這兩個獨特的在歐洲產生的概念和歐洲文化傳統有著密切聯繫。這兩個單詞絕對不是普適的，人類社會到處都能夠發生的，而是一定時期，一定文化，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也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能夠再次發生。

為此，布拉赫教授的這兩個歷史性、思想性的研究讓筆者，一個東方人特別注意到，並且特別強調提出，發生著兩個歷史現象，產生這兩個概念的首要前提就是「基督教文化及社會」。其次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產生的第二個條件就是政教分離，宗教退出，世俗化進入並且替代宗教，亦或在一個直接世俗化的社會但必須是全盤二元化、教會式的結構化的社會中，如百年前在全盤西化的潮流中，中華民國曾經推行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中。

當世俗化的觀念進入基督教留下的文化框架，代替神學的位置時，就產生了意識型態；

當世俗的權力進入替代了教區的權力位置的時候，就產生了現代國家；

當世俗的群體進入代替了教會、教派時，就產生了黨派團體；

當這些世俗的族群和地域權力和意識型態緊密結合的時候，就產生了世俗宗教，意識型態和政治的合一，於是二百年前的意識型態問題，即世俗神學發展到一百年前，就發生了極權主義。

為此，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在一五年進一步提出，極權主義、共產黨，是後基督教社會的一個特殊的極端化的世俗形式，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社會還不是現代，而只是後基督教社會。為此，這個在布拉赫對於意識型態問題，對於百年來極權主義論的研究的基礎上的對於共產黨的座標式的定位，就一槍可以把所有具有下述傾向的人挑下馬來：

1.所有那些反傳統的論點，那些把中國社會看作是超穩定結構、封建社會的人。

2.所有全盤西化論者、基督教化論者，海洋文明論者。

上述兩種觀點根本就是西方固有的一神論宗教的世俗化思想，一元論歷史觀的直接產物。

3.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唯物主義者，乃至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觀念論者。因為它們都是政教分離後取代宗教的世俗觀念論，即意識型態，而根本不是學術思想和理論。由此也可以說，凡是要改造世界，凡是自認為是一種真理體系的思想，都具有走向極權主義的傾向，都必須擯棄。

4.乃至所有那些崇洋媚外、挾洋自重、狐假虎威的妄自菲薄者。

為此，它也讓我們看到，所有那些投身於共產黨隊伍中的知識菁英都在知識和精神問題上存在著問題：因為共產黨是一個貨真價實、肯定無誤的世俗宗教教派。而這就意味著，這樣的人，要麼是智力有問題，要麼是品質有問題；它同時導致，所有那些三、四十年代追隨共產黨的知識菁英，所有那些在五、六十年代遭到共產黨殘酷整肅，文革後卻沒有徹底覺悟的人，所有那些到了八十年代還對於這些研究毫無所知地跟隨共產黨的人，所有那些經過了八九年的大屠殺，還不能夠徹底否定共產黨，徹底認清極權主義面面目的人，如顧準、李慎之們，都被置於光天化日之下。因為布拉赫的研究再次佐證了阿隆等學者的結論：

共產黨極權主義是絕對的不好。

阿隆為此曾經說過，「除了那些極權主義者外，持相反意見的人並非絕對的不好」。

「我認為，現代社會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黨專制體制，也就是極權主義。」

「某些人說我一貫反對共產黨，我問心無愧地堅持這一立場。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令人憎惡的程度絕不亞於納粹。」

非黑即白式的否定態度在這個世界上討論問題的時候是不可取的，但是這個世界上對共產黨，對這類極權主義卻是只有堅決的拒絕。而這就意味著，所有那些不能和共產黨一刀兩斷，做出反思和反省的人，那些繼續為自己的以往，為共產黨的現實塗脂抹粉的人，歷史注定，一定是布拉赫教授為代表的關於極權主義研究工作的槍下之鬼！（全文完，小標為編者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