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 _ 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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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待續)
(小標為編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