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於10月18日舉行，習近平提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當著江澤民的面拋棄其政策。（Getty Images）

經過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攏中共的黨、政、軍權力，在中共19大會議首日，

習近平宣布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定義，巧妙地在中共內部公開終結了江澤民掌權時期的「三個代表」部分內容。

當時江澤民也在會場就坐。

文 _ 徐雲

在19大會議召開前一天，黨媒公布新一屆主席團常委名單。儘管名單一如慣例，包括中共三代新舊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團結卻隱藏著背後的驚風密雨。

19大習提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

習近平自中共18大上臺執政後，面對的是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的諸多危機，除政治、經濟，還有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以及民間的維權抗暴。

在19大上，習警告說，因導致社會不滿的根源正在發生變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對策。

他說，「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改過去36年來鄧、江、胡時期提出的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從使用術語來看，「美好生活需要」將從物質文化轉向包含「非物質」的需求。當局在其後的解讀認為，「美好生活需要」還有精神層面的、民主法制層面的、生態環境方面的需求等。

這個對矛盾的重新定義，被外界解讀為，巧妙地在中共內部公開割裂江時期的政策，而且還是在江澤民在場的情況下。

在2016年的18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中共繼毛鄧之後的領導核心，就被外界認為，他會對江掌權時期對政府以及社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進行清算。

接下來，本文從鄧、江的政策導向來看習近平19大報告的背景布局。

習修正鄧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鄧小平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影響了大陸30多年。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和文革災難的主要原因，作為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者，鄧將中共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為了維持文革浩劫後中共危機四伏的統治，鄧希望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挽救社會主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高文謙說，「鄧小平最初推行改革開放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不過一旦踏上這條路，卻又欲罷不能，況且事關他本人的政治遺產，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

他認為，鄧的這種出發點和心態，決定了其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同時扮演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經濟改革，另一方面頑固拒絕政治改革。

高文謙表示，鄧搞的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因為中共政治是權力的組織，不同於西方的制度組織，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場機制，最後就變成了經濟體制的跛腳改革，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敗。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習近平這五年掌權，提出的一些口號，如「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生態文明等）、「四個全面」（全面依法治國等），這些都是對當初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習近平提出「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的口號，針對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論所衍生巨大官僚腐敗的修正。（新紀元合成圖）

習終結江「三個代表」部分內容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的延續，同時他本人也是啟動共產黨政權「貪腐治國」的禍首。

習近平將終結江澤民「三個代表」部分內容，江是啟動共產黨政權「悶聲發大財」、「貪腐治國」的禍首。（大紀元）

李林一說，江的「三個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如果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階層。在江掌權時期，放手讓「資本家」加入中共，也是基於這層考慮。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資本家」的。

李林一還說，這樣就導致了大陸巨大的官商勾結現象。前面幾十年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起，瘋狂撈錢。而江澤民家族又帶頭貪腐，並對腐敗進行放縱，這就導致「三個代表」鼓勵了官商勾結，以及現在的種種亂象。

在19大會議上，中紀委副書記親口承認，江澤民時期官員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們。據悉被查處的江派高官個個都是貪腐高手。（新紀元合成圖）

李林一認為，習近平重新定義「社會主要矛盾」，並清算貪腐、提出政商關係要「清」、當官就不要發財、加強保護生態文明等等政策，實際是已經部分廢棄了「三個代表」理論。

此前報導指，江從1989年6月上臺，到2004年9月辭去軍委主席職務，江把私有化、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員放手腐敗的藉口和掩護，將國家資源以種種形式私有化，落入既得利益集團囊中。

這種改革不僅使中國失去了通過轉型恢復成為正常國家的機會，更是毀掉了保持國家正常秩序的社會基礎結構。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上刊文〈點評中國：中國做官訣竅的變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鄧時代，地方官員要升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政策冒險，經濟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趙紫陽以及習仲勛，後者為習近平的父親）；二是找靠山（主要搞好與保守派的高層領導之間的關係），通過建立個人私情積累政治資本。

到了90年代（江時代），決定官員升遷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績，而是個人關係，即政治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學者的量化分析顯示地方的經濟表現指標，如財稅收入和國內經濟總值（GDP）增長，已不能解釋地方官員的提撥。他說：「盡靠GDP增長進京做官已不夠，政治靠山的相對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麼政治靠什麼？上行下效。「悶聲發大財」是江澤民治下最貼切的概括。2000年，江在中南海被香港記者問及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在2002年香港特首選舉中是否已經被「欽定」，江惱羞成怒大罵記者簡單、幼稚，並教唆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什麼話也不用說了，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譁然。

經濟學家何清漣在2004年《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前言裡，引述一位深圳官員的話說：「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有）七個做賊，剩下的三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裡就不踏實。」

腐敗一度變成了官員晉身的投名狀，官員買官、賣官、索賄、受賄、官商勾結等貪腐行為遍地，而且蔓延到軍隊、司法、醫療、教育、體育、傳媒、國企等各個領域。

獨立評論員周曉輝表示，在江看來，「貪官治國」並不是壞事，一個人要讓別人對其效忠總要有些理由。

因為江既無智慧，也未經過選舉，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則會突顯其無能和貪腐。

他說，「貪官只是讓民憤很大，所以從聲望上，不可能對江帶來威脅。於是，江一路走來，一路提拔的皆是善於阿諛奉承之輩，而這些人個個是貪腐的高手。」

具諷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個場合大喊「反腐」，但其設立的監督貪腐機制形同虛設。在19大會議上，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被提問，被查處高官（如孫政才、王珉、蘇榮和周本順，都是江、胡時期提拔的）的貪腐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仍能得到升遷，「是否意味著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監管還是存在著盲區或者是漏洞？」

楊曉渡回答，確實曾出現過一段「寬鬆軟」時期，讓腐敗分子、這樣偽裝的「兩面人」有了可乘之機，能夠得逞於一時。當時就有分析認為，這是中紀委副書記親口承認江時期官員開始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們。

權力與資本一度聯姻 官商勾結

縱觀中國過去30年所謂「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積累，是大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江澤民的結黨干政，與企業家聯姻，中國社會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不會那麼高。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經濟學家何清漣指，中國社會儼然進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中共人大成了富豪與官員的俱樂部；而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2015年胡潤發布的中國富豪榜顯示，從1999年至2015年，17年間共有35名富豪出問題，其中京、滬最多。這些「問題富豪」主要因賄賂、貪污以及其他經濟犯罪，被判入獄或陷入法律糾紛，而集中在房地產和金融投資領域的富豪出問題最多。

當時的中共官場空前糜爛，從上至下瘋狂斂財成風，官越大越敢幹。比如：曾慶紅家族和「明天系」前掌門人肖建華，後者被視為江澤民集團財富最大的「管家」、曾慶紅之子曾偉的「白手套」，當年曾以30多億元鯨吞738億資產的山東魯能。

江澤民利用改革開放結黨營私、官商勾結，江集團財富最大的「管家」、曾慶紅家族，當年就曾以30多億元鯨吞738億資產的山東魯能。（新紀元合成圖）

周永康家族和四川最大民營企業漢龍集團前董事長劉漢，媒體報導指劉漢黑社會團伙的槍支彈藥都是從政法委來的，周永康是劉漢的最大靠山，而劉漢也被稱為周永康在民間的一股「武裝力量」。

還有薄熙來家族和大連實德集團前董事長徐明，賈慶林家族和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賀國強家族和北大集團的李友等等。

中國的經濟命脈，包括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利益最豐厚的國企，大都掌控到江澤民以及親信的家族手中，如其子江綿恆、江家幫班底曾慶紅、周永康、徐才厚、劉雲山等。

而江本人也是「悶聲發大財」的實踐者，其大公子江綿恆被指為「中國第一貪」。

2001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財富論壇」上，江澤民把江綿恆介紹給非富即貴的國際要人，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富豪們，以擴大江氏王國的實力。

果然，在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江綿恆就開始與這些外國富豪們簽下大筆訂單。此時江綿恆已經成了中共「官商一體」的最高代表。

近年來，轟動國際的中國多起重大貪污案，如「周正毅案」、「劉金寶案」、「黃菊前祕書王維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數字的貪污受賄、侵吞公款，都與江綿恆有關。

外界認為，江氏家族貪腐所涉金額之巨難以估量。據《中國事務》2003年透露，江在瑞士銀行有3.5億美元的祕密帳號，還在印尼的峇里島有一棟豪宅。香港媒體披露，國際結算銀行2002年12月曾發現一筆20多億美金的巨額中國外流資金無人認領。

之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在獄中招認，這筆錢是江在16大前夕，為自己準備後路而轉移出去的。

利用改革開放的環境，江澤民集團在結黨營私、官商勾結、貪污腐敗、荒淫放縱上對中國社會的道德造成了嚴重腐蝕；並在片面發展經濟時對自然資源、生態和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而對法輪功修煉團體及其他無辜善良民眾進行的非法迫害，更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法制系統，導致大量冤假錯案叢生，民怨充斥中國社會，社會危機深重。

習重新定義和拋棄江政策

2012年的中國已經是個十足的爛攤子，陷入經濟、道德、法制和生態的全面危機中。在習近平上任前，當年官媒用「擊鼓傳花」的說法，稱問題拖成了「歷史問題」，躲不開、繞不過，傳來傳去，終歸會爆發。因為胡錦濤的十年，外界視為處於被江澤民架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境地。

中共治下的中國隨時可能出問題，習到了非變不可、非改不可的地步。從其上任後三大舉措，也能看出在有意重新定義和糾正江時代的政策。

第一，提出把生態文明作為官員政績考核內容之一，改變官員升遷的指標。

自從1992年以來，中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資，地方官員推動經濟增長的祕訣是土地財政、銀行貸款以及引進大項目，GDP可以不顧民眾死活任意發展。在改變考核內容後，官員為仕途或個人榮譽必須考慮生態影響、關注民生。

第二，提出依法治國。這次19大報告中，提出成立「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紐約獨立評論員夏小強表示，習近平在2014年10月中共四中全會上，選用主題「依法治國」，就是針對江澤民集團毀壞中國法制的現狀，用「依法治國」的手段，對江澤民集團進行清除行動。

中共黨內全面信仰危機潛流形成於「六四」以後的數年，至鄧小平去世（1997年）幾近公開化。在全面信仰危機下，江澤民在1999年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在黨內大肆推銷「悶聲發財，別問政治」的個人信仰模式。

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開始實施「有案必立、有訴必應」新規，也是為江澤民及其集團成員的罪行量身打造。法輪功受迫害問題是中共高層展開激烈政治博弈的核心原因，同時也是江氏無法逃脫的核心罪行。

習近平重新定義「社會矛盾」，提出「依法治國」，以清除江澤民集團毀壞中國法制及其核心罪行。（新紀元合成圖）

第三，大幅反腐，杜絕拉關係、賄賂。習近平自上任之初便發起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行動。

有人指，在習、王（岐山）反腐下，各級官員已不太敢當面拿賄賂、索要回扣。而迄今為止，在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慣例，習王拿下周永康、孫政才、蘇榮、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等在內的逾200名高官以及因腐敗倒下的160餘名將軍。

時事評論員石實表示，19大上，習決定重新定義主要矛盾，整個大方向或將被他改變，同時報告中稱，將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

同時，習近平還在軍事、政商關係、教育、經濟等多個領域反轉江澤民政策。包括習啟動高校教育改革，用「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代替江澤民時代的「211工程」與「985工程」。

在經濟領域，習改變江澤民政商規則，2017年為保持外匯穩定，對數個民營企業富豪開刀，逼其資金回流，引發習江兩派激戰。而早在2016年中共「兩會」期間，習近平就提出「親」和「清」兩字的「新型政商關係」，被外界認為將改變江澤民時期的政商依附關係。

19大上，習決定重新定義主要矛盾，整個大方向或將改變。中國行將結束江澤民時期創立的「中國模式」。圖為10月25日北京一商場外宣傳習近平新政方向（AFP）。

經濟學家何清漣8月撰文說，按照習近平的節奏，中國行將結束江澤民時期創立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