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評論 / 第638期 20190619

仰望活在天界的人（下） ——讀趙翼「論詩」雜感

by 仲維光

（Pixabay.com）

文_仲維光

趙翼論詩五首：

（一）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二）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三）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四）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五）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讀趙翼「論詩」雜感之四

（一）這一次直接觸動我寫這篇雜感的是，我在第一、二節中所提到的，帶給我痛感的「五四百年」問題。

在思索五四百年問題，思索我這一代人究竟是被誰、為什麼帶入到這個和趙翼、李白及杜甫隔絕的世界，這個我越來越覺得可以說是文化黑洞的宇宙的時候，我想到了趙翼「論詩」之三：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第一次讀這首詩的時候我就感到，它是如此簡單的道理，但是卻並不是人人都明白。要做到獨具隻眼既容易，又不容易。或許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假作真來真亦假」，人們已經失去了分辨真偽的能力。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在《一九八四》書中的國度，在黨國社會，跟隨黨、跟隨真理部說短長是人的義務，已經成為天經地義。懷疑的人甚至會認為自己的頭腦或是感覺出了問題。在這個社會，「黨和列寧（即領導人）是一對孿生兄弟」，是不容懷疑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容懷疑的，共產黨制定的制度是不容懷疑的。而這一切，建立在西方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上，更普遍化而言之是，共產黨定義的全盤西化、西方文化及社會是不容懷疑的。

在這個社會中，矮人當然也就毋須看戲，因為臺上的戲用不著看，它們一定是有著某些規定的既定腳本。所以在我來說，共產黨社會的嚴重性甚至已經不再是趙翼詩中所寫的人固有的某些弱點，而是共產黨社會居然使得趙翼的這首詩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為這個社會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你是否有獨立見解，是否是沒看過戲而隨人道短長，而成了那戲看也罷、不看也罷，都一樣。或者說那個戲都不是一般社會的戲了。

即以那些靠看翻譯書而誇誇其談所謂西方文化藝術的矮人為例，上個世紀初期的問題曾經是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回》中所說：「大凡譯技藝的書，必要是這門技藝出身的人去譯，還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個詞不達意的毛病。」而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問題早已經不再是此。因為在大陸宣傳部組織下的供批判用的翻譯書，已經變成了如《一九八四》中所述，是一種用共產黨觀點及語言方式的改寫及編輯了。我曾經的導師許良英先生坦率地承認，他之所以接受黨的任務，編輯翻譯愛因斯坦文集，就是為了宣揚愛因斯坦樸素的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傾向，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五十年後，讀這些翻譯物的時候，有誰感到了這點的嚴重性呢？

對此的展開恐非三言兩語的事，現在我要繼續談的是這種傾向的源頭——五四。這也是這次重讀這首詩，讓我起筆寫感想的原因。

（二）愛因斯坦說，在研究一個現象及其描述它的理論的時候，很多問題常常是出在最基本的問題上。它貌似初等，所以一般人並沒有注意到，而他卻注意到了。其實在社會科學中，人類歷史中的問題更是如此。由於反觀五四，無論一百年前五四的開始，還是一百年後五四的所謂總結反思莫不充滿這類問題，所以才讓我突然更痛感這個「矮人看戲」的問題。

感謝老天，這一次在紀念五四百年的時候，有汪榮祖先生再次提到了一些問題。在談到如何反思五四百年問題的時候，他不僅提到浪漫主義問題，同時也引述了郭穎頤對五四提倡的科學究竟意味著什麼的看法。郭穎頤先生說：

「胡適、陳獨秀、吳稚暉等五四先驅皆非科學家，但都相信科學萬能，相信科學為現代價值的全部，他們身為領導者，以其反對宗教、反對民間信仰、反對傳統價值的立場，最後形成五四思想遺產中的『物質一元論』（materialistic monism）。」

郭先生說的這個物質一元論就是大陸學者滲入到血液中的「唯物主義的一元論」。

其實五四後唯物主義的唯科學論現象，只是眾多現象中的一種。這類傾向在共產黨人以外，在並非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中也普遍地存在。任何人只要願意睜開眼看就會看到。五四以來占支配地位的現象竟然是：

非科學研究者瘋狂推崇科學！

研究中國文化者狂熱地鼓吹西方思想！

熱衷政治的人，搞宣傳的人到處用啟蒙思想來標榜自己！

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在用自己所不懂的東西到社會中獵取影響！這種傾向不幸持續到今天。

抽象的如是說對於被五四麻痹了一百年的中國知識及社會已經無感，所以這迫使我必須以幾個人的實例來說明。

在這種傾向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適，他鼓吹西學、西化，但是一生可謂從來沒有從事過一項西學研究，進入過任何一個西學領域。

第二個例子是馮友蘭，他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寫的論文卻是《天人損益論》。這種中西哲學，捕風捉影地拿來貼標籤、做比較的做法，在科學史研究中對於理論問題的辨析中已經公認為是一種雞同鴨講的問題——因為不同理論、不同規範不可比較，不可通約。

可悲的是五四後絕大多數所謂學術都是這樣的學術。到西方講西人不理解的中國思想概念，反過來又用自己也沒有掌握的西方思想來醃製中國研究。而這就讓我們看到，「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其實西人所謂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例如那位談中國竟然口口聲聲地談論中國「儒教」的韋伯，他何曾真正看過「中國文化之戲」？

在上一代中國學者中，我太太還學文的導師，分析哲學家洪謙先生，不僅看過戲，且在頭排，而且他自己還上臺演過「戲」。他是位真正進入西學研究的人。他的導師是石里克，石里克是德國物理學泰斗普朗克的學生。洪先生的博士論文是時間和空間問題，這是康得以來經驗哲學，西方哲學最基本的問題。他不僅為此學習了兩年物理，而且論文完成後郵寄給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海森堡，徵求過意見。洪謙先生直到去世前，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儘管他迫於環境禁錮，著述不多，但是凡是他談的，都是地道的維也納學派關注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他是最後辭世的幾位維也納學派的成員。

這位不僅自己看過「戲」，而且參與過演出的人，對於馮友蘭的西學，在四十年代初期就著文評論，明確地認為：馮友蘭介紹的、提倡的形而上學，不僅不是西學的形而上學，而且比西方的形而上學更無用。

（三）談到哲學和哲學家，這裡我願意進一步引述幾句啟功給張中行的《禪外說禪》一書的序言。我是偶然看到這個序言，才知道，啟功以及我們的很多前輩對此是很明白的，他們早就看到這種現象，只可惜這樣的「一針見血」的記述，前輩留給我們的太少了。而這使得我以及我的同輩人要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去想明白，重新發現、獲得這些教訓。按照我的經驗，我們甚至要付出幾十年的努力。這也是這些年在我的追求及寫作中，總是力圖寫明白的原因。我不願意讓後人如我一樣再在這些問題上浪費生命。

啟功在這篇序言中寫道：

「提起哲學家這個名稱，我也見過一些不同樣的面孔：有的人，句句是西洋哲學名人的話，並且說著說著迸出一個外國詞，然後說：『這個詞在中國話可怎麼說呢？』跟著再說一句中國人還不懂的中國話，就算這個道理講完了。有的人，從外國翻譯過的中國古代哲學資料中抄來半本就拉場子說書，邊說書、邊打倒，營業了幾十年，最後心得，文學中鄭孝胥的七言律詩好，哲學中程朱理學好。有的人，是財主玩票講經，僅僅一個開題，便能講上十天半月，真不讓五萬字疏解『奧若稽古』，和數張紙不見『驢』字的買驢契券。聽完的人，面面相覷，合十心照。還有的人，超過賈寶玉的『無故尋愁覓恨』，而是『無故尋仇覓恨』，裝出宋僧法秀的『鐵面』，『為我獨哲』，他人都是待超度的輪回中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使我見哲學而逃之，何況其『家』了。」

啟功老人家的文中指的是誰呢？胡適還是馮友蘭？其實包括金嶽霖及其所謂學生殷海光在內的西學都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為此，在談論五四百年的時候，我的追求讓我清楚地看到：當代中國知識領域不是毀壞在中學領域，而是毀在這些半瓶子醋，甚至連半瓶子醋都稱不上的西學中，這些留洋的人的手中。而可悲及嚴重的是，這個過程還在繼續。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這不只是指你是否懂得洋文，是否到過西方，而是指你是否像洪先生那樣真正進入場地，和西人交手做過幾個題目，或者說看過西人如何做這個題目，之間如何拳來腳去。由此，紀念五四，反省五四，最有效、具體且有的放矢的方法就是點檢，究竟哪些人是在隨人說短長，甚至是在雲山霧罩地唬你，哪些人更是在用西方的毒奶及變基因的食品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