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看中國 / 第644期 20190731

為利忘義？在中國賺大錢的西方媒體搞自我審查

by 李清怡編譯

中共國有企業中國日報在30多家外國報紙上購買了大量廣告，過程中都涉及到金錢收入，這可能導致媒體在運營過程有失公正。圖為一名男子經過香港一處報刊亭。（Getty Image）

中共在30多家外國媒體購買了大量廣告，過程中涉及金錢收入。在中國賺大錢的西方媒體，為利忘義，遵守北京的規定搞自我審查，將揭露中共惡事的記者解僱，致使在中國境外的用戶無法看到客觀的內容。

專制政權正在利用財富和權力來影響民主決策過程。

編譯 _ 李清怡

遵守北京的規定進行自我審查

6月4日是中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紀念日，但是，中國和其他地區成千上萬的金融專業人士沒有在《路透社》金融商業資訊平臺（Eikon Terminal）看到這一血腥的歷史回顧，而這資訊平臺通常會收集《路透社》的所有新聞。

相反，提供此類數據的美國中介公司路孚特（Refinitiv）卻對其進行自我審查，以遵守北京的規定。據《路透社》報導，原本認為只是在中國審查信息，但「中國境外的許多用戶表示，他們無法看到這方面的內容。」《路透社》於6月3日報導了關於路孚特（百仕通（Blackstone）集團為主要大股東）進行自我審查一事。

美國政治風險分析家、Corr分析創始人Anders Corr 博士在UCANews.com網站刊登文章，這些自我審查的網站影響著全球的媒體環境。《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彭博社》、《福布斯》、《美聯社》和谷歌等知名媒體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共相關的實體建立了聯繫，這可能導致媒體在運營過程有失公正。例如，刊登廣告、商業往來和合作過程中都涉及到金錢收入、數據、或能否進入中國市場的問題。

雖然受影響的媒體可能拒絕承認有這種偏見，但媒體所受到的總體影響大於各家傳媒的總和，還可能對記者造成微妙的影響。因為如果媒體的上層想要避免敏感話題，尤其是那些影響公司收入的話題，那麼堅持原則的記者可能會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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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3年，《彭博社》暫停了Michael Forsythe的工作，稱他撰寫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可能會導致《彭博》被驅逐出中國，那篇文章的內容是關於一名中國富豪與中共高層官員之間的關係。

路孚特的Eikon平臺大約有30萬名金融專業人士（包括中國的專業人士）在使用，是彭博平臺的競爭對手。百仕通擁有路孚特55％的股份。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擁有剩餘的45％股份。加拿大公司湯森路透還擁有《路透社》。

自2007年以來，百仕通向中國買家出售了至少價值320億美元的資產。雖然據報導《路透社》新聞總裁對路孚特表示擔憂，但內部備忘錄並未公開，因此似乎是一種形式上的表態。如果將路孚特的Eikon平臺驅逐出中國，那麼湯森路透和百仕通都將失去可觀的收入。而談到中國的信息自由，如果說湯森路透和百仕通哪一方真的希望路孚特以犧牲收入為代價堅持原則，著實令人難以相信。彭博、湯森路透和百仕通之間的聯繫只是部分體現了中共在媒體領域微妙而又不那麼微妙的影響力。

中共國有企業中國日報在30多家外國報紙上購買了大量廣告，包括《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得梅因紀事報》、《費加羅報》、西班牙《國家報》、《悉尼早報》和日本《每日新聞》。據報導，中國日報每年花費75萬英鎊（約95萬2000美元）在英國《每日電訊報》做插頁廣告，2017年至2018年間在美國花費廣告費用超過2000萬美元。

利用技術公司影響政治

在中國管理大規模投資的金融服務公司瑞銀（UBS）與《華爾街日報》簽訂了合同，在谷歌上顯示的網址是Invest-in-China（「投資中國」），該項目大力宣傳中國為投資佳地，儘管中國目前經濟出現動盪。

5月底6月初，美國政府試圖禁止向華為提供技術，也禁止美國使用華為的產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警告幾家大公司，其中包括微軟和三星，如果他們停止供應，懲罰性後果自負。這一矛盾迫使各大公司必須選邊站。

中共不僅尋求技術，而且還利用技術公司來影響政治進程，以獲得那些技術。 6月6日，《金融時報》報導稱，谷歌確實在遊說美國政府官員豁免華為禁令。如果可能，華為是否會與谷歌合作，以禁止海外的華為手機閱覽天安門事件的新聞？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據稱，中共與位於洛杉磯的智庫伯格魯恩（Berggruen）研究院合作，該研究院與《赫芬頓郵報》和《華盛頓郵報》合作，以World Post品牌發表同情中國的文章。World Post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鄭必堅是中共黨員，也是中共領導層的顧問。

去年11月，《美聯社》與新華社簽署了備忘錄，內容並未公開。美國政府認為新華社為中共情報機構。2018年美國要求新華社和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註冊為外國代理人。新華社正在擴大其覆蓋範圍，預期在2020年之前成立200個海外分社。14名美國國會議員在12月分的一封信中質疑備忘錄的內容，新華社是否會影響《美聯社》的報導，以及新華社是否可以獲得美聯社內部信息。

與中共聯手的媒體報導有失公平

越來越親共的媒體《福布斯》，對幾位曾揭露中共惡事的專欄作家解除合同。這對記者產生了寒蟬效應，影響對中共報導的公平性。圖為《福布斯》總裁兼主編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Getty Images）

百仕通集團首席執行官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也是伯格魯恩研究所成員，他支持親中共的組織，如亞洲協會和他自己的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 Scholars）。貝淡寧（Daniel Bell ）是北京清華大學蘇世民項目的主席教授，同時也是伯格魯恩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的主任。貝淡寧是有名的親共作家之一。

蘇世民和CV Starr＆Co首席執行官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都以物質或非物質的方式支持紐約的美國中國總商會，該商會由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領導。紐約中國總商會與前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公司聯合召開了多次國際投資大會。美國中國總商會還資助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的研究項目，該委員會的研究立場親共。

一家越來越親共的媒體《福布斯》，最大的股東是一家香港影子銀行公司，名為本匯鯨媒體（Integrated Whale Media）。該公司強行刪除了一篇批評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的文章。據消息來源，陳與《福布斯》的僱員聯繫，該僱員刪除了那篇文章。作者在臉書上指控《福布斯》實施審查後，他的工作即被終止。

據另一消息來源，主編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不久後在亞洲協會活動中與陳啟宗坐在一起。幾位曾批評中共的《福布斯》專欄作家，包括章家敦（Gordon Chang）和羅塞特（Claudia Rosett），不久之後也被取消合同。

另一名對中共態度強硬的記者科爾（Michael Cole）曾被何志平（Patrick Ho）和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起訴。據科爾稱：「我於2017年被臺灣法院起訴，因為在2015年3月寫了一篇關於何志平他們的文章，法院於2018年2月判決他們敗訴。除此之外，他們還堅持刪除我一篇在美國雜誌《國家利益》的文章。」

還有兩位研究者也受到威脅，哈拉（Martin Hala）和托克斯（Mark Stokes）關注中共在歐洲和美國政界的影響力。哈拉表示，「臭名昭著的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威脅稱，不會直接起訴我們，但於2016年起訴了我們的出版商夥伴，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無法發表任何文章，後來事情水落石出，他們所說都是一派胡言。」

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教授Anne Marie Brady撰寫有關中共影響力的文章，她的電腦於2018年在家中被盜。這是一臺舊電腦，其價值僅僅是因為電腦中的數據。還有一次有人故意砸破了她車子的前輪胎。

試圖揭露中共惡事的記者遭到法律威脅、盜竊、駭客攻擊等等，這對記者產生了寒蟬效應，所導致的結果是，各大媒體在這方面的報導有偏頗。同時，還會導致在針對重大事件和民主問題進行調查時，有失公平。比如說，專制政權是否會偷偷利用財富和權力來影響民主決策過程。

很多人認為，真正獨立的媒體，包括小報紙和博主，正變得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