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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的飛來橫禍 ——父母與我共患難(一)


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前,我作為青年幹部組織首規委的青年人活動,到北京鳳凰嶺旅遊。這是我在古代修道人打禪的石龕裡盤坐的照片。古老的雙盤打坐修煉是中華的傳統文化。

文、圖 _ 李雪昕

題記:母親節、父親節將至,在大家都在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時,我要講的遠大於那些。在我一段用血淚凝成的經歷中,父母與我患難與共。

2000年9月底,我為參加建築師考試在考場附近的同學家住了幾天。考完當天,9月29日,我回家。一路上卻總出現異常情況,計程車司機一次次地不按我的指示開車,不是把我帶到同事家附近就是把我帶到同學家附近。冥冥之中似乎在提醒我今晚別回家。可我已經幾天沒回家了,節日將至,我很想念父母,他們已經訂了假期旅遊的火車票,我如果今晚不回家,又要許多天見不到他們。我想在他們旅行之前見到父母,看看有什麼需要準備的,也算是盡孝。

晚飯過後,8點左右、突然有人敲門。父親開了門,只見黑暗的樓道中擠滿了五、六個穿著便衣的彪形大漢,他們沒有出示任何證明,便說他們是北京海澱分局的警察,要帶我去談話。我馬上意識到這是十一前他們要提前綁架法輪功學員。一年的迫害中,屢屢聽到有大法弟子在節日前被從家裡帶走。這是我頭回遇到。

我說我穿的是睡衣需要換,就乘機拿著書包,想要逃跑。我只有換衣服的那麼短的時間跑。可暗夜中被電纜絆到摔傷了。我被摔得眼冒金星,起不來,我知道我受傷了。便衣此時也跑過來,我說我要去醫院。因為那是迫害初期,我們並沒有那麼多安全知識,我馬上想到我書包裡的通訊錄裡還有很多同修的電話號碼。如果此時不去醫院,便衣會馬上搜我的包,那會給別人造成安全隱患。

救護車來了,我被抬進車,父母,一群便衣也全進了車。一個年長的便衣惡狠狠地說;「看著他們,不許他們說話!」一個小便衣得意地笑道:「這回咱們可省事了!」我的母親趴著我身上,握著我的手,眼睛瞪得大大的卻不能說一句話。此刻她定是肝腸寸斷,而我們的痛苦對於警察們竟然是如此的快樂。

到了積水潭醫院,我被抬進檢查室時,只有母親陪同。我趕緊告訴她,拿著我的包去上衛生間,把我的通訊錄給丟掉。善良的母親看了看說,這上面很多都是她認識的我的好朋友,同學同事啊。八月我曾經去海澱醫院看望過北京商學院的老師趙昕。她在家門口煉功就被抓進海澱看守所,一隻眼睛被踢瞎,頸椎被打斷。我知道全中國所謂最文明的海澱的警察什麼樣,而我知識分子的父母一輩子理性做人,還不知道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殘暴,我告訴母親不能留,不然我的朋友都可能成為警察的調查對象。於是母親就幫我把通訊錄給扔了。

檢查結果出來了,我的傷是腰椎第二節爆裂性骨折,形象的說就是跟鄧朴方的傷一樣。對於父母來說,這無疑是個噩耗。而我此時,心裡卻踏實很多。因為不會有人因為落入魔爪的我而受到牽連。此時警察開始搜查我的包,發現裡面只有錢包和一張存摺,問我為什麼帶存摺,是不是想要長期逃跑。父母告訴他們,因為我的一位沒有北京戶口的同事的孩子得了闌尾炎,急需手術費,我打算30日上班給他錢的。這全是實情,從迫害開始到此時,我一直認真工作,也一直秉承真善忍的原則幫助生活中有困難的人。警察一無所獲。

積水潭醫院空有其名,此刻卻協助警察迫害法輪功。醫院以十一長假不能安排手術為名,要等十天再手術。父母趕快連夜托親友關係聯繫到肯做手術的骨科專家。第二天晚上,我被轉進協和醫院,醫生們立刻會診,告訴我父親必須馬上手術,讓他簽字,文件上有十八條內容,要讓我父親承擔我手術後非死即殘的結果。父親不知以什麼心情簽了這份檔,他沒有告訴我其中的內容,但在我被推進手術室之前,他俯身對著我,盡量微笑地說:「你要過大關了,你要挺住……」我笑著回答:「放心吧,我什麼事都不會有!」

好幾個小時之後,我才被推出來,醫生累得都快站不住了。進病房時,護士把我移到病床上,調節床的角度時,不小心按多了,床一下折起了一大截。昏迷中的我說了一句:「我怎麼兩半了?」母親的心猛然抽了一下。



手術後的X 光照片。

我醒來時已是中共「國慶日」的清晨。父母告訴我,警察們沒有走,他們一直守在病房外不遠的地方,要一直待到長假結束。對於和平的法輪功學員,警察們竟然如此懼怕,就連我這樣一個被摔成兩半的人都還要晝夜看著。

父母不放心讓護工照顧我,擔心他們被警察收買加害我,於是兩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每天輪班來照顧我,一個帶來午飯,一個帶來晚飯。從中關村到協和醫院,是很長的路程。他們回家還要給我做一頓飯。每天休息的時間非常少。父母就這樣日日奔波,直到十七日,醫生突然來說,我可以出院了。

回到家,父親非常後悔地說:「那天我真不該開門,也不該同意他們把你帶走。他們既沒有制服,也沒有警察證,連傳票都沒有,他們憑什麼來抓人?」是啊,在這個無法無天的社會裡,善良人只能在一個個的傷痛與教訓中認清這群披著人皮的狼,想著如何對付狼。◇(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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