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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抗爭 ——父母與我共患難(五)


我回家一段時間仍然全身浮腫。

文、圖:李雪昕

題記:母親節、父親節將至,在大家都在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時,我要講的遠大於那些。在我一段用血淚凝成的經歷中,父母與我患難與共。

(續前文)經歷了一年多的非法勞教,我回到家,進家門第一件事,我先給公司老闆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回來了。老闆明白我的電話是被監控的,她不但不怕,還在電話裡大罵:「這群王八蛋!我們工作那麼忙,把我們那麼重要的骨幹關到那個鬼地方去。你明天就回來上班!」我96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大法要求修煉人在哪裡都要做一個好人,在工作中要不計名利把工作做好。我在工作中不但認真,還總是幫公司解決別的同事遺留的問題。這些工作雖然沒有什麼獎金,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做這樣的善後工作能得什麼福報。可是在危難時刻,福報自然就來了。

我被勞教期間,父母無心收拾屋子,總是盯著我案頭的照片看。我回來了,父親一直注視著我把屋子收拾完。晚飯母親給我燒了我最愛吃的魚。我一吃,立刻過敏,臉上起了很多包。吃所有的菜,我都覺得不夠鹹。雖然我在勞教所接見父母時,總告訴他們我吃得好來安慰他們,但此刻不用多言,父母已經明白了我在勞教所吃的是什麼東西,身體虧損到什麼程度。這還不是勞教所沒油少鹽的「白菜游泳」(飄著幾片白菜的菜湯)造成的,而是勞教所在我們每日的飯菜裡混進了破壞記憶的精神病院用的藥物。我們普遍出現了記不住數字和人名,我後來要出國時準備英語,發現自己竟然忘記了幾乎所有的英文單詞,再學也難以記住,對於我這樣的全優生,以前是不可能的。這是勞教所對我們進行洗腦的一部分,他們不但從精神上用謊言妄圖欺騙我們,還直接針對我們的記憶下手,想把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日本電影《追捕》裡的橫路敬二。可是這些藥物只能破壞負責記憶的大腦部分,結果是需要死記硬背的東西我們記不住了,但卻無法破壞邏輯。法輪大法的法理,邏輯嚴謹,道理充分,所以在勞教所裡我絲毫沒有忘記以前學的法,而且每次得知師父新的文章我都能馬上記住然後轉告各個監室的同修。

這種精神藥物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讓人浮腫。在勞教所裡,四大隊大隊長李繼榮曾經恬不知恥地對我們訓話:「你們看共產黨對你們多好啊!你們全都變胖了!」其實是我們全浮腫了。一回家父親就說我脖子和臉都下垂了。後來去上班,同事們驚訝地說:「怎麼胖成那樣?一看就不是胖,人都變形了!膀了!(一聲,北京話腫的意思)!」

我父母白天在起居室和餐廳裡什麼都沒問我。他們生怕隔牆有耳,文革中就有政府安排受迫害家庭的鄰居監聽告密的事發生。到了晚上,母親一定要和我睡。在遠離鄰居家的臥室,母親在枕頭邊小聲問我裡面什麼樣,我這才頭一回把看守所裡逼供誘供造成我們不得不絕食絕水,警察讓監號犯人毆打我們拉我們去灌食,勞教所的體罰等等告訴了母親。母親把我緊緊抱在懷裡,氣憤地說:「怎麼能打人呢?」看來父母從來沒有相信過我在勞教所告訴他們我一切都好,也沒有相信中共媒體鋪天蓋地對妙峰山事件的造謠宣傳。

第二天片警要求我到派出所,所謂的「解除勞動教養」不是真的釋放,我們只不過被從勞教警察管的小監獄轉移到了公安警察管的社會大監獄裡。片警不但從來沒有按法律給我父母提供我的拘留通知書,勞教通知書,這次還收走了我的解教通知書。剛工作的小片警煞有介事地對我訓話,要求我寫思想匯報,不寫就再把我抓起來等等。思想匯報是中共國極邪惡的事。法律對人定罪只限制行為而不能判人思想有罪,但中共從小教育體制裡就要求學生匯報思想,這完全是對憲法中公民各種自由的干涉,是對公民的精神控制。全程母親陪著我,看到警察的醜惡嘴臉。

回到家,我坐在書桌前思考這個思想匯報怎麼寫。第一,我不用手寫體,因為這個內容不可能真正反映我的內心。第二,我沒法直接寫法輪大法好、我還要堅持,因為他們會馬上就把我抓回去。第三,我絕不寫任何反對法輪功的話,但我還要弘法。於是我寫道,當初我修煉法輪功,是因為看到社會各種醜惡現象,非常氣憤。我希望在亂世中保持高尚的道德修養和清淨之心,因此一看到《轉法輪》中提到「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就被深深吸引。在勞教所這段時間,我反思了自己以前的行為,認識到還有很多不符合標準。既然我當初煉法輪功是為了做好人,那就繼續把我沒做到的做好。

這篇思想匯報一交給警察,母親就被叫到了居委會。居委會幹部氣勢洶洶地質問母親:「你看看她寫的內容,全是《轉法輪》上的話!李昕根本就沒轉化,她是怎麼離開勞教所的?!」

母親此刻已經知道關押中對我們的虐待,也知道我如果第二次我再被抓進去,我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協,怕是沒法活著回來了。也知道我為了安慰保護父母,在勞教所咽下了多少苦澀的眼淚。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退路,這群王八蛋根本不會因為你的退讓而放鬆對你的逼迫,只會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曾經勸我逆來順受,留得青山在的母親此刻徹底把知識分子的斯文拋到腦後,發出獅子一樣的怒吼:「她怎麼離開勞教所的?她是被勞教所放回來的!《轉法輪》我沒看過,她寫的是不是《轉法輪》上面的話我不知道!你就給我說說,我女兒哪句寫的是壞話?!批判林彪反對毛主席,難道林彪說的每句話都是錯的嗎?!你們這是在搞文字獄!」居委會的幹部們全被嚇傻了,無言以對。

之後我每天正常上班,休息日也經常加班。但片警總來電話騷擾。逢年過節,片警就要求我父母要在家看好我,不許我節日外出,以免去天安門上訪。每當是我接電話,他們從來不跟我說,總讓我父親接電話。一次片警的電話又打來,我接了,他又找我父親。片警說,在我家附近的立交橋上發現了法輪功橫幅,問我父親是不是我掛的。父親厲聲斥責道:「她那天陪他們公司的德國合作方的德國建築師去長城、十三陵了,累了一天很晚才到家,回家就睡了。你們什麼證據都沒有,憑什麼隨便懷疑人?!她要是真的掛橫幅,又為什麼非要掛在我家門口?你們哪有一點警察的職業素質?!」片警被問住了。父親此時已經非常明白對執法犯法者,我們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

但是這樣的恐嚇和據理力爭,使年邁的父親得了重病,到醫院去打了十天點滴。我給片警打電話說:「為什麼每次我接了電話,你從來不跟我說,而要找我父親說?你現在把我父親逼的得病了,你要不要承受責任?人都有父母,要是我也給你父母打電話這樣嚇唬他們,你願意嗎?以後你不要再跟我父母說話,我是成人,按法律有什麼事我自己承擔,與我父母無關,你以後只能和我說話!」片警做賊心虛,這次只能「好好好」的應承。

此時我覺得我不能再留在國內,該出國了。我早先沒出國有兩個原因。我學生時代功課出類拔萃,榮獲全國首屆大學生建築設計競賽評比的第一名,我每年都獲得北京大學生最高的獎學金。我有能力出國。但是我大學畢業時希望建設祖國。迫害發生後,我的大學同學要留學加拿大,勸我跟他們一樣離開。我說:「大法正在被抹黑,我此刻不能走,要留下來為法輪大法呼籲。」同學們後來在加拿大大紀元報紙上看到了我腰被摔斷的消息,心裡咯噔一下,以為我站不起來了。當時的片警也問過我父母能不能給我辦護照讓我出國,即使這樣我仍然沒有想出國,希望為法輪功澄清名譽仍然是我最大的心願。勞教後我已經非常清楚這個邪惡政權絕對不可能恢復法輪功的名譽。我在中國走到哪裡就把真相講到哪裡,我見人就講我和同修們在勞教所的遭遇,北京市民無不同情。有的計程車司機開到半路就按掉了計價器,不肯收我全程的費用。到2004年我覺得我在中國已經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責任盡到了。但是國外還有我很多至親好友,我覺得自己此刻緣分在西方了,父親又遭威脅而重病,到了我該出國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我的兄長出國了,年邁的父母不想改變生活環境,本來希望把我這件小棉襖留在身邊陪伴他們。直到我的腰被摔斷,父親非常後悔,覺得他們當初不該留我,應該像支持我兄長一樣支持我出國。我從大學時代起就自立,靠自己的獎學金和畫圖掙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到1994年兄長北大畢業,出國時家裡才有足夠的積蓄交所謂的大學和研究生培養費。兄長當時看到要把一「軍挎包」的錢交給這個自稱有公費教育的政府,非常氣憤。次年我大學畢業了。家裡那時也確實沒錢再讓我出國,所以父親其實也不該自責。

2004年我離開勞教所一年後,父親希望我出國,我也感覺到該離開的時候了。我被迫害後幾乎失去了全部財產,手裡只有這一年的工資收入。父母馬上用他們的積蓄和房產做擔保,幫我辦理留學手續。


在中國與父母在雕塑公園的合影。

一切手續做好後,父親給我買了一個當時最好的數碼相機,他在家用這個相機把我成百上千的照片全都翻拍了一遍,又買了一個移動硬碟給我上學用,把照片拷貝到裡面讓我帶出國。這就是我在這些文章中所用圖片的來歷。

母親把她剛得到的一套不銹鋼餐具給我帶上,怕我在國外居無定所時摔碎了碗沒得用。父親是中國第一台激光器的主要研製者,經濟改革期間為中國的輕工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在國外他應該有非常豐厚的專利費。他給研究所做出的貢獻超過其他所有科室的總收入,而他只有基本工資收入,我們一家仍然過著清苦的生活。此時他用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學生的精湛手藝,在這套餐具背面全都刻上了我的名字,這樣我住學生公寓時就不會找不到自己的餐具。

父母擔心加拿大太冷,在裁縫鋪給我訂製了一件加厚的長羽絨服。母親選了我最喜歡的紫色面料,父親不停地對師傅說,再多加些羽絨。

一切準備停當,父親親手幫我打包。在出國前一天深夜,母親叫來有車的親戚趁黑夜把我的箱子拿走,讓我一直呆在家裡不要被警察發現在搬我的東西。第二天白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出門,都空著手,像串親戚一樣離開了家去機場。在機場與父母告別,我們心裡都說不出的酸楚,因為不知此一別何時相見。

我剛出國的第二天,國安警察就跑到我公司調查我。公司領導覺得這些國安真搞笑,人都走了他們才來調查。國安得知我已經出國很驚訝,問我有沒有好好工作。領導拿出公司圖冊說:「李昕當然一直在好好工作,你看看這是她為我們公司設計的圖冊,多漂亮!因為她設計能力最強,所以我們公司業績的圖冊也是她設計的,你看看封底寫著她的名字呢!裡面這些是她主持設計的項目,都寫著她的名字呢!李昕工作幹得好著呢!」國安問我怎麼出的國,領導說:「人家是自費留學,我們可管不了,人家早就走了。」如果法輪功學員是出國旅遊不歸的,警察要給工作單位找麻煩,但我出國前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提前辦理了辭職手續,早早把檔案關係轉到了人才中心。但公司一直留用我。我週日要離開中國,我一直工作到週六晚上。就這樣,我在父母的幫助下有驚無險地順利出國了。哪怕晚一天,我都可能被國安扣留。

來到加拿大,我很快遇到現在的先生結婚定居了。父母在國內給我寄來了辦理移民需要的文件。直到我結婚、移民手續都辦完,他們才離開中國去美國與我兄長團聚了。


在加拿大遇到後來的先生,我穿的是父母為我特製的羽絨服。

如今,父母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身體依然健康。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我看到很多不肯幫助子女的父母享受著生活卻早早過世,而那些與子女們一起歷經魔難的父母們卻健康長壽。上天平衡著一切。願天下父母都能支持修煉真善忍的子女們;願所有大法弟子的父母們幸福安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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