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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恐懼比病毒更致命


(Kirill Kudryavtsev / AFP)

文:Dennis Prager(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譯:姬承羲

作者簡介
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是一家全美電臺的脫口秀主持人和專欄作家。

 

恐懼是最強烈的情緒

美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我們唯一應當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環顧當今世界,恐怕沒有哪位領導人,還有膽識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而我們卻恰好生活在恐懼的時代。

在我的一生中,曾經認為愛和恨是人類最強烈的兩種情感。

但最近發生的事,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終於明白,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懼才是最強烈的情緒。

事實上,我開始意識到,一旦你向人們灌輸足夠多的恐懼,就有可能讓他們做任何事情。具體說來,這裡所指的是非理性的恐懼。

非理性的恐懼會造成最大的傷害

比如,對中共病毒(COVID-19)的恐懼是合理的。但是,媒體和政府卻引導了非理性的恐懼。這也就是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健康大眾在屋裡待了一整年甚至更久;許多人連走路或獨自坐在戶外時還戴著口罩。還有,即使兒童的中共病毒死亡率遠低於流感,還有那麼多父母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同齡人玩耍。

這一切都是由非理性的恐懼造成的。事實證明,恐懼不僅比愛與恨更強烈,對大多數人而言,它甚至比理性更有驅動力。當它出現時,它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破壞,遠遠超出理性的恐懼。

那什麼是理性的恐懼呢?軍人害怕上戰場,這是理性的恐懼。但軍人不能讓恐懼左右了他們的行動,否則他們的恐懼就不是理性的了。如果有劫匪拿槍指著你,感到恐懼是合理的;如果你被診斷出患有癌症,那麼感到恐懼也同樣是合理的。

理性的恐懼並不一定是壞事。而非理性的恐懼,才會對自己、他人和整個社會造成最大的傷害。

你也許會認為,18世紀的啟蒙運動推崇理性與科學,勢必已經大大減少了非理性的恐懼。

但事實並非如此。

比如,不曉得有多少美國人(但數量肯定不少)——通常是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禁止他們的父母來看望孫子女。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或他們的子女還沒有接種疫苗。儘管幾乎沒有年輕人感染中共病毒,也鮮有兒童將病毒傳染給成年人的病例,但他們還是堅持這麼做。

相反的,在整個大流行病期間,瑞典的學校一直對所有16歲以下的學生開放,此後的研究證實,瑞典教師被學生感染的風險極低。

再舉一個當代的例子。許多人因為擔心地球變暖會對生命構成「生存威脅」,所以決定不生孩子了。當然,關注氣候變化是合理的,但因此不生孩子就有些荒謬了。還有更不合理的,這些人的父母即使內心非常渴望成為祖父母,卻仍然支持他們子女的決定。

同時,非理性的恐懼也是仇恨的主要來源。人們自然而然地憎惡令他們感到害怕的東西。當年,德國人就對占總人口不到1%的猶太人懷有非理性的恐懼,這才導致了被稱為大屠殺的極端邪惡。

要怎麼減少恐懼?

既然恐懼有如此可怕的力量,那要怎麼減少恐懼呢?

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判斷你的恐懼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徹底地研究造成恐懼的問題——不論這個問題是全球變暖、大流行病、種族主義,還是其他任何分裂性的主題。

比如,黑人被告知應該害怕白人警察,因為白人警察是想傷害他們的種族主義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非理性的恐懼。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最近的任何一年中,被警察殺死的、未持有武器的美國黑人還不到20人——而這些人中,大多曾對開槍射殺他們的警察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

舉另外一個例子:有一些值得信賴的科學家和其他學者,他們承認全球變暖正在發生,但認為這種現象並不會對生命造成威脅。他們因此被斥為「反科學」,他們的觀點也遭到壓制。但如果你仔細閱讀他們的著作,你的許多恐懼也許會得到緩解。(說不定還會讓你決定要孩子。)

大多數恐懼,是由政府及其大眾媒體和科技公司中的盟友所誘導的,他們反過來還在壓制反對意見。所以,你要清楚一點,如果你只能聽到一種聲音,而且這種聲音正是為了讓你感到害怕而製造的,那麼由此帶來的恐懼很可能是非理性的。

區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恐懼,對每個人來說將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而你的判斷,將決定你個人乃至社會生活的質量。(原文“Fear Is Deadlier Than Virus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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