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聞 / 第691期 20220201

加強監管無效中資飛逃美成贏家

by 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

【新視角看新聞】中國長期存在資本外逃問題，公認的一個主因是中共官員腐敗，導致的國有資產大量外流。專業人士認為，中國的資本外逃問題，不會因嚴控監管而結束。

2月11日，中共央行發表了《2021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稱，已在「化解重大金融風險」中取得「新成效」，並重申要嚴肅追責，健全金融法治和填補監管不足。

在外匯管理上，除關閉互聯網外匯交易平台外，央行在2021年，兩次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各2個百分點，以加強對外匯流動性的管理。

但有鑒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專業人士認為，嚴控監管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資本外逃問題。

2月27日，美國南卡羅萊納商學院教授謝田，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中共的監管只能限制部分官員和普通的老百姓，對於真正控制中國經濟的500個權貴家族而言，他們完全可以用所謂光明正大的方式來安排資金外逃，這些家庭不需要用地下錢莊。資本外逃的規模，取決於他們手裡有多少錢，監管政策根本限制不到他們。」

謝田舉例說，他們可通過在美國的收購公司，尤其是那些看起來高新技術型的企業，把收購價，從1.0億美元改成1.5億，通過看起來是「正常的」交易的辦法，來外逃大筆資金。

他認為，這些權貴家族的資金，已經轉移得差不多了，但中國在2021年賺到大筆外匯，發了「瘟疫財」，此類的資金外逃問題或許會再現。

2月11日，中國2021年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貨物貿易順差高達5,545億美元，為歷年第二高。

另一方面，謝田認為，對中下級別的中共官員和普通百姓來說，雖然個別外移金額相對小，但人數多的話，總體金額也非常可觀。地下錢莊是這個群體，資金外逃的途徑之一。

中國外逃資金的具體數字無從得知，但僅從破獲的地下錢莊涉案金額來判斷，中國的外逃資金規模巨大，遠超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中的淨誤差與遺漏一項。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中的誤差和遺漏，從2009年起開始為負數，在國際收支平衡中，常被認為主要由資本外逃引起。

但僅以國際收支平衡來計算會低估真實的資本外逃數量，因為誤差和遺漏無法涵蓋進出口訛報帶來的影響。

中國資本外逃問題由來已久。中國科學院院刊，2006年第三期，刊登的《我國資本外逃的渠道、規模與對策》稱，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外逃規模，保持上升趨勢。在1998年估計的資本外逃，達到了將近870億美元；1997-2002年資本外逃總額，都分別超過了同期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外債的總和。

文章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查報告指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7—1998年俄羅斯的金融危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都是重要的潛在起因。

而中國在1996—2002年，單位GDP的短期資本外逃額，分別高於1994年和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時的墨西哥和韓國，中國在1997年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除了未開放資本市場外，還與當時大量資本流入有關。

這篇文章列舉資本外逃方式時，並未談到地下錢莊，但已破獲的地下錢莊案件，涉及到了上千億美元。

中共央行和官媒在2015年10月和11月初公布的資料披露，在2015年4月至10月破獲地下錢莊案92宗，涉案金額8,000多億元（約合1,280億美元）。報道披露，銀行的職員也參與了地下錢莊的生意鏈。

如2015年6月破獲的深圳特大地下錢莊案，涉及金額達120多億元（約合19.2億美元）。

某銀行深圳寶安分行，時任行長沈某，主動提出用地下錢莊，替香港籍商人陳達，將巨資轉移境外。大量涉案「客戶」證實，他們之所以找到地下錢莊，是銀行職員或其他熟人朋友介紹的。

中國2014年的國際收支，淨誤差與遺漏為1,401億美元。雖然中共外匯管理局於2015年3月31日，發表的《2014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以專欄的形式提出，認為誤差與遺漏複製不等於資本外逃規模。

但從2015年4月起，中共央行帶頭，展開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資金的專門行動。

同時，2015年中國居民通過信用卡，大規模在境外頻密提取現金，中共外匯局於2015年9月30日公告，限定境外的現金提款限額。

2015年的淨誤差與遺漏，為負的1,882億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34%。《2015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專欄的形式，分析出2015年中國居民境外簽卡，高達1,330億美元支出。然後報告說明，外匯局因此在9月30日公告，規定了境外現金提款限額。

2016年1月1日，個人外匯業務的監測系統，在全國正式上線，同時停止使用個人結售匯管理信息系統。若借用他人限額辦理外匯買賣行為的個人，直接列入「關注名單」。中國居民每年有五萬美元的兌換限額。

中共國家信息中心網站，於2017年2月23日發表文章，題為《我國跨境資金持續流出的原因及對策建議》。

文章稱，「近年來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較大，是全方位的資金外逃」「通過非正規渠道發生的『熱錢』外流也在越來越嚴重。」

高盛高華，則基於中共官方數據，以及市場和第三方金融統計數據，做出的分析顯示，跨境資金流出當中，內資外流的作用要大於外資外撤。

時政評論家章天亮，曾在2020年分析過中國的資本外逃。基於美國智庫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GFI），在2012年10月25日發表的報告，2000至2011年期間，通過比較中共官方和各國公布的進出口額，有3.2萬億美元通過假發票（Misinvoicing）方式，從中國外逃到海外。加上其它外逃方式，GFI估計2000至2011年期間，中國的資本外逃金額高達3.79萬億美元。

章天亮認為，以此類推2011年後的外逃金額，因為中共不可能在2012年後，一下子就變廉潔了。如果加上「一帶一路」，海外直接投資項目等轉移資本的方法，估計中共轉移到海外資產，在2020年總額已達到10萬億美元。

中國的外逃資本很多進入了美國，或已推高了美國部分華人聚集城市的樓價，使當地的住屋供應更緊張。

但中國外逃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的總體影響應另當別論。

賓夕法尼亞大學禾頓商學院網站，2020年9月1日發表文章，題為《外國買家如何影響美國住屋價格和供應》（How foreign purchases of U.S. homes impact prices and supply）。

文章的作者，是該學院的房地產學教授本傑明٠凱斯（Benjamin Keys），和該學院的博士生凱特琳·戈貝克（Caitlin Gorback）。

文章提到，中國居民對美國住屋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外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較富裕的中國居民，將他們的錢轉移到國外，以逃稅和避免審查。

凱斯和戈貝克還聯手，發表了研究論文《全球資本和當地資產：樓價、數量和彈性》（Global capital and local assets: House prices, quantities, and elasticities），於2020年6月刊登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網站。

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外國投資者，尤其是中國人在美國買屋推高了樓價，使得住屋的負擔能力更令人擔憂。如在2012年至2018年間，非美國出生的中國人較多的地區，樓價升幅比其它地區高出8個百分點。

凱斯表示，在美國能提供工作機會的城市，有負擔不起住屋的危機，因為新增住屋的數量趕不上就業的數量；外國人買屋可能會惡化當地的住屋負擔。2013至2019年期間，中國買家引領了外國人，在美國的住屋投資。

他例舉了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一份報告，2019-2020年期間，中國人的買屋金額達115億美元，略高於外國人買屋總額的六分之一。

2016-2017年期間，中國投資者在美國的買屋金額，為幾近320億美元。為何買屋金額在2019-2020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謝田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美中貿易戰於2018年開始，中國的貿易收入相對減少；另一原因是中共加強了監管。

如對官員的護照監管更嚴，護照被統一管理，因此很多到海外辦的事受到限制了；即使老百姓有每年5萬美元的限額，兌換起來也很困難，有錢人買海外人壽保險也被限制。

公開的資料顯示，中共嚴控監管下，中國地下錢莊的規模似乎更大了。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於2019年破獲的「9.8」特大系列地下錢莊，涉案交易記錄超過10,000億元（約合1,600億美元，超過2019年經常帳戶的餘額1,413億美元）。

官方披露，從涉案規模看，是當時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下錢莊案。該案涉及中國20多個省區市的68個地下錢莊犯罪集團、300餘家報關行和1,300餘家公司企業，涉案人士達幾百人。

中共官媒《中國紀檢監察報》，於2021年2月8日發表，題為《切斷腐敗資產外流渠道》的文章。

文章披露，2017年以來，截止到該報道發表的四年時間內，查處地下錢莊非法買賣外匯案6,000多宗，平均每年1,500多宗。2019年，被破獲的地下錢莊類，重大案件有440多宗，捕獲疑犯1,200餘名，超過2016年的規模。

2016年，被破獲的地下錢莊類，重大案件380多宗，捕獲疑犯800餘名，涉案交易總金額，超過9,000億元（約合1,440億美元）。

對中國外逃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的整體可能有影響，謝田表示，因為是資本進入美國，對美國而言都是投資，肯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