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六四反暴有功紀念章 前武警：我說我有罪

【新視角看新聞】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是指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動為導火線、由中國大陸高校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近兩個月的示威運動。

一位化名李明的北京武警消防總隊退伍老兵，曾經歷了1989年六四事件，34年後的6月1日，他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出了這樣一段話。

「我看到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紀念章，人家說我有功，我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我當時是堅決支持了黨中央，支持了政府，可是30年後的今天我看當年學生、工人沒有錯，我有錯。」

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是指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悼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活動為導火線、由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近兩個月的示威運動。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武裝警察部隊和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進行武力清場，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34年過去了，中共仍然未對六四事件進行平反，聲援六四的人士依然遭到打壓。

李明向記者透露，他們這個群體被人民罵成劊子手，李明當年認為軍人當時只是執行當局命令，後來對六四事件進行了反思，說唯一慶幸的是他當時沒有被派去外面參與清場，而且參與此次清場的軍人也被中共當局遺忘，沒獲得任何特殊安置待遇。

據李明叙述，1989年時國家對一部份物資實行的是計劃內審批政策，很多中共官員以及紅二代利用手上的權力，到各部門審批單據，進行倒買倒賣等，這些不公的社會現象引發大學生以及工人們的示威反抗。老百姓們對一些社會現象也是非常深惡痛絕。

李明當時在北京武警消防總隊十四支隊31中隊，雖然軍隊裡面的消息封閉，但是上述社會現象他們也都是知道的，「最開始我們支持學生跟工人，但是在那年的5月23號到26號這期間，我們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李明透露，當時北京電視台有意地播放了一個影片，是北京武警總隊的一個新兵訓練連，新兵出去操練，最後一名新兵被路人攔截，而且被毆打倒地。「當時看到這個影片之後，我們都很憤慨，從而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李明表示，這也是他們聽從上級軍令的原因。

6月3日到4日，中共軍隊向和平示威者和路人開火，死難者人數不明。為反擊中共軍方的暴行，有人憤而攻擊軍方車隊並縱火焚燒車輛。

李明透露，6月3日清晨，這天是星期日，他的戰友外出，回來跟他們說裝甲車、坦克都在路上，他們當時根本不相信，以為是戰友在吹牛。結果他們吃完早飯之後看電視，北京戒嚴指揮部頒佈的戒嚴令正在滾動播出。

「當時中央軍委調了幾個軍的部隊，包括在北京駐紮的部隊，還包括我們消防，我們接到命令，時刻準備，參加『平息暴亂』軍事行動。」

1990年，服滿三年兵役的李明毅然選擇了退伍，按他的話說是對部隊已經「厭了」，退伍後來到北京郊區耕種。

但是，2004年他們村因建鐵路遭遇強徵、強拆，補償不合理的事情，他從此走上了上訪維權之路，成為當地敏感人物。

李明一直維權至2016年6月16日，因為從那天開始他擔任了村務監督委員會成員的職務，在擔任這個職務期間，他阻止了很多的違法支出，維護了村民的權益。

他的維權之路讓他明白了很多東西，也讓他看到很多真相，對中共政府也徹底失望了，並且對六四進行了反思。

另一方面，六四34周年之際，當年的幾位學運領袖近日談起當年中國民眾顯現出的精神令人終身難忘，但絕對想不到中共面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如此殘暴，而國際社會和國人都無能為力，不過香港及天安門母親堅持了30多年的抗爭，令人感動。

1989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死，引發由北京學生開始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和平抗議，並逐步蔓延到全國，參與者上百萬。6月4日，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進行了血腥鎮壓。

周鋒鎖，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中共通緝令上的第五號人物。

周鋒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當年沒想到而且現在仍感到驚訝的是：當初抗議活動發展之迅速，短短幾個星期就擴散到幾百個城市；抗議活動社會參與層面之廣，幾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和職業。而且，更令他感到驚訝的是當時中國人的那種精神。

王丹，當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名列中共《搜捕「高自聯」在逃份子通緝令》中21人名單的第一位。

王丹對美國之音說：「第一個沒有想到的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是如此之殘暴，而且治理國家的手段竟然是可以動用正規軍這種不可思議的軍事手段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

王丹：「第二個沒有想到的就是整個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政府的這種令人髮指的匪徒行為居然採取了綏靖政策，默默地接受了。」

王超華，六四運動中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副主席，中共《搜捕「高自聯」在逃份子通緝令》中年齡最大的學生，當時37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

王超華對美國之音說：「三十多年以來最能夠堅持到紀念，而且堅持要為受難者喊出聲音的……是香港市民和天安門母親群體……在以後的三十多年裡，包括鎮壓剛剛發生的時候我跑回醫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告北京市民書》，起草《告全國同胞書》，因為示威期間的這個狀態讓我有極大的責任。」

王超華說，「香港的市民，包括當時還沒有出生的下一代的年輕人，三十多年來一直堅持紀念……已經過去那麼久了，包括丁子霖教授的先生蔣培坤教授已經過世，她們仍然在堅持，這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件事情。」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新聞網訊記者顧曉華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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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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