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如何防止二次「科學大躍進」

【名家專欄】如何防止二次「科學大躍進」（大紀元製圖）

【新視角看新聞】幾年前開始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帶來些新奇而無厘頭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的速度」。新冠疫情前，沒有人認為科學是有速度的。現今要如何防止二次「科學大躍進」？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raham Young撰文、信宇編譯。

幾年前開始肆虐全球的新冠（COVID-19）疫情帶來了一些新奇而無厘頭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的速度」。

在新冠疫情之前，沒有人認為科學是有速度的。眾所周知，科學是按部就班地進行的，也是一個需要時間沉澱且徹底探索的過程。

令人不解的是，輝瑞（Pfizer）公司高層珍妮‧斯莫爾（Janine Small）大言不慚地解釋稱，輝瑞公司在向歐盟議會作證時，並沒有測試疫苗是否能阻止傳播，因為「在疫苗進入市場之前，我們知道疫苗可以阻止感染嗎？不知道……我們必須以科學的速度來真正了解市場正在發生甚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冒著風險做每一件事。」

這段話邏輯似乎有點混亂，言下之意就是，由於疫情威脅太嚴重，輝瑞公司有理由甘冒風險並縮短程序，以便能夠搶佔先機把產品推向市場。

除了混淆商業、安全和科學的必要性之外，這似乎也是「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發揮作用的一個典型例子，而這些是完全違背科學進程的。

預防原則，意味著無視適當必要的分析和任何成本效益權衡，而試圖將所有資源轉用於應對假設的風險上。

過去，許多人將這個原則應用於氣候變化，其影響開始體現在成本低廉和脆弱的電力網絡上。現在，他們又將其應用於新冠病毒防治領域。

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事實上針對流行病已經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計劃，其中包括重點保護照顧最脆弱的人群，讓其他人照顧自己；不強制戴口罩；不封鎖；不進行病毒檢測和追蹤等。

然而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所有這些有效原則都被拋棄了。這究竟是為甚麼呢？

這當然不是因為醫療科學取得了新的突破性進展。與之相反，這似乎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社會恐慌。

首先是群體思維在作怪。中共首先拋出了嚴苛的病毒隔離政策，殘酷地監禁十數億人民，甚至焊接大門，將居民關在裡面限制自由。意大利亦緊隨其後。

由於病毒的毒性未知，這些行動在社會上具有很大的煽動性。

然後是政治利益的大博弈。

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之際。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為共和黨領袖傾向於以更自由的方式對待國內限制，而以更嚴厲的方式對待國際限制。因此，他關閉了邊境，而這卻被視為種族主義；他鼓勵人們在醫學界研發疫苗的同時正常生活，卻被視為瘋狂不羈。

此外，對於新冠病毒的致命危害程度，醫學界也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知名流行病學家約翰‧伊奧尼迪斯（John Ioannidis）就認為，新冠病毒屬於低端級別，病例死亡率在0%到1.31%之間，具體差異取決於年齡和國家等因素。

來自位於英國倫敦的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的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則認為，在英國，在沒有封控的情況下，病毒致死病例為20萬宗，而在封鎖的情況下，致死病例僅為2萬宗。

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大多數國家政府都選擇相信弗格森先生的誇張理論。我們往往傾向於擔心最壞的情況，而政客們也不願冒險，以防丟掉烏紗帽，身敗名裂。

整個社會因此陷入了一個巨大漩渦之中而無法脫身。

最初的封控策略是以「拉平曲線」的方式向公眾推銷的，這本來需要僅僅兩週左右的時間。

然而一個多月後，我們發現政客們為了逃避任何風險，他們決定「消滅」病毒，實施病毒「清零」政策，儘管歷史上從未對任何病毒採取過類似的清零做法。

而在澳洲，政府花費了大約8,000億美元斷斷續續實施封控措施一年後才發現，最初的重點保護戰略是正確的，而封控是失敗的。強制口罩令、封鎖、大規模疫苗接種、疫苗強制接種、接觸者追蹤和簽到應用程序等，這些嚴苛的措施除了恐嚇社區和削弱經濟之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有一些國家堅持以重點保護為主的自然防疫策略，瑞典就是這項政策的典型代表。

首當其衝的，就是應該讓決策團隊的專業知識更加多樣化。

此外，還需對應付「緊急狀態」的定義，做出更細緻的解釋，因為這個定義至關重要，不僅要被用來封鎖人口往來，還會被用來封鎖議會、醫學界、媒體和社區等各領域之間的辯論。

2005年，國際同行評議期刊《普洛斯醫學》（Plos Medicine）發表了約翰‧約安尼德斯（John Ioannides）撰寫的論文，題目為《為甚麼大多數研究結果都是錯誤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該論文已被下載300萬次，這無疑是學術出版界的一項紀錄。因為這篇文章論證了所謂的「可複製性危機」（replicability crisis）。

事實證明，即使是一些最重要的科學研究，也有大量研究成果無法複製，甚至連最初完成這些研究的人也無法對其複製。

而這個問題需要解決。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一個問題、是修正出版程序。同行評審機制是一場鬧劇，常常被用來阻止新成果的發表。研究人員應該因有科學上的發現而獲得獎勵，而不是因推翻原本發現而獲得獎勵。

另一個問題是，在某些情況下，「欺詐」顯然是一個要考慮的因素，然而上一次有科學家因為以虛假藉口騙取錢財而被監禁或罰款是甚麼時候呢？

全球大流行病的數據質量也很惡劣。對新冠病毒和其它任何疾病導致的死亡進行規範化定義，並制定通用的開放數據標準，有助於我們更容易、更及時地追蹤和應付下一次危機。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了大流行病政策標準化的建議，而澳洲政府則通過其「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法案加強了審查，並通過《醫療從業者國家監督法案》（the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National Law Act）打破了醫療從業者與患者之間的治療關係。

如果社會決心要求科學「提速（加快速度）」，那麼我們就需要考慮如何更快速、更高效、更準確地完成科學工作。另外，我們還需要確保政府也會採用正確的科學事實進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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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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