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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危機嚴重

阿嘉活佛曾任藏傳佛教重要寺院——青海省西寧塔爾寺——的主持,也是原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和十一世班禪靈童尋訪小組祕書長,同時也是中國政協常委。一九九八年,因為不願意成為中國政府所選定的班禪靈童的教師而出逃美國,現居美國印地安納州。


二零零五年二月阿嘉活佛在聖地牙哥,做為題「佛教與人生/我的經歷」的講座。圖為阿嘉活佛為聽眾加持佛珠。 (大紀元)

本刊記者上個星期對阿嘉活佛進行了專訪,請他就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十一世班禪靈童的尋訪、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關係、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的歷史關係等等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

記者:阿嘉活佛,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能否首先談一下您對這次拉薩和其他藏區發生事件的看法?

阿嘉活佛:首先,中國政府對這次事件的定義是一個歪曲。他們稱之為「三一四事件」。其實最早是三月十日在拉薩有十個喇嘛出來遊行,因為海外西藏人把這一天當成抗暴紀念日,每年西藏喇嘛都在紀念,這是其一。第二點,最近這些年達賴喇嘛在海外得到了許多獎項,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和美國國會金獎等等,威望是日益高漲,藏人為了祝賀和慶賀呢,因此在每逢一些大的日子,包括抗暴紀念日,達賴喇嘛生日和藏曆新年等,都必須要祝賀一下。第三,中國政府近年的這個西部開發的政策,有很大量的漢族移民,也有很多漢人生意上的侵占,導致很多藏人基本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失業率很高,再加上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消失等等這些問題,每到這樣的一些機會就會爆發出來。

記者:就是說中國政府西藏政策問題長期積累下的一個爆發。

阿嘉活佛:對、對。我是這樣認為的。

記者:阿嘉活佛,我們知道您以前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主席,在中國職位很高,您能不能介紹一下您自己的情況?

阿嘉活佛:我是一九五零年出生,兩歲的時候被認定為塔爾寺主持的轉世靈童,從那之後我一直在塔爾寺。當然我也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經歷了勞動改造,在農村種地種了十幾年。八零年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給了我很多的榮譽頭銜和職務吧,是青海省政協常委,後來當了青海政協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協會會長,全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青年協會副主席等等。等於是有了更多的機會參政吧,是這樣。

到了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的職務還要上升,但我還是選擇了流亡。
 


塔爾寺是格魯派藏傳佛教最重要的寺院之一,該寺主持在格魯派中地位重要,須經過靈童轉世認定。阿嘉活佛兩歲被認定為塔爾寺主持的轉世。圖為年幼的阿嘉活佛和父母在一起。

不願當班禪靈童教師選擇流亡

記者:您當時為什麼要出走流亡呢?

阿嘉活佛:當時是出現了兩個班禪轉世靈童的問題,其中一個是達賴喇嘛認定的,一個是中國政府認定的。當然中國政府作為一個無神論的政府,它來找一個靈童強迫信徒去信是很難的。所以當時中國政府要求我來做他們認定的那個十一世班禪靈童的經師,就是老師,希望把他改造成一個愛國愛教的班禪喇嘛。

我本人是蒙古族,我的舅舅也是一個活佛,叫嘉亞仁波切,曾經是十世班禪喇嘛的老師。他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文革期間也受到嚴重迫害,一直是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的。所以政府認為我是最好的人選,所以選定我作班禪靈童的經師,說職務還會繼續上升等等,對我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所以我最後選擇了流亡。

記者:您之前也是十一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的成員吧?

阿嘉活佛:開始我是祕書長,後來是高級喇嘛顧問組成員。

記者:中國政府一直說,活佛轉世必須通過國家的中央政府認可,包括金瓶摯簽制度等等,但也有藏人和我說,即使如此,活佛轉世也必須通過達賴喇嘛首先認可,這個情況好像很複雜,很多人都非常混淆。

阿嘉活佛:這個話就長了,可能就關係到一些國家和主權等問題了。

中國唐代的時候西藏也是一個盛世,松贊干布統一了許多小的王國,也是非常強大,人口大約在一千八百萬左右。藏王和唐王聯親,娶了文成公主。很多中國人認為這說明了西藏從唐朝就屬於中國了。這個當然說不通了,張家娶了李家的女兒,張家怎麼就變成李家了呢?還是兩家嘛。

唐宋元明清,尤其是後來的明代和清代的皇帝,這個統戰工作做得非常好。

記者:比共產黨作得還好?

阿嘉活佛:是,是比共產黨還要好。清朝皇帝就說,養十萬兵不如修一座廟,所以他在北京附近修了不少廟宇,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蒙古的活佛去講經傳法,影響非常好。當時西藏人說,啊呀,文殊菩薩請觀世音菩薩去講法了。因為我們認為清代皇帝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慈禧太后這個老佛爺的稱呼也是這麼來的嘛,所以大家都心服口服。統戰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呀。

當時沒有現在這種主權的概念。所以兩邊從來沒有談過說邊界如何劃分什麼的,誰歸順誰等等。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清代中後期,清代皇帝就說,我們要給國師敬獻一個印章,西藏人很高興,認為這個東西很珍貴。但清朝皇帝的意思就是,我給你印章了,就是經過我認可了,我封官了,我就是上級了。後來的金瓶摯簽也是這樣。
 


阿嘉活佛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代表中國佛教界出訪多個國家。圖為阿嘉活佛訪問蒙古期間。

閻明復下臺北京向左轉

在西藏,歷來達賴喇嘛圓寂由班禪喇嘛確定轉世靈童,班禪喇嘛圓寂就由達賴喇嘛確認轉世靈童。所以到十世班禪喇嘛圓寂之後,就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西藏人只認達賴喇嘛確認,中央政府卻認為必須中央來管理,所以大家都非常頭痛。當時我還在中國,那時候統戰部的官員還是比較開放,當時的統戰部長是閻明復,這位先生非常開明。他說,要和達賴喇嘛談,聽取他的意見,可以把達賴喇嘛的意見作為主要的參考標準。這個文件都寫得清清楚楚,當時大家都很高興,我們認為中央這樣表態就足夠了。

但之後不久,很不幸,出現了天安門事件。這個閻明復是趙紫陽一派的,後來江澤民上臺了,這一派把閻明復作為「不穩定因素」給排除了,下臺了,達賴喇嘛也被視為不穩定因素,所以北京就自行確定了班禪的轉世靈童。

當然北京也考慮了其他因素。他認為班禪轉世靈童可以成為一個榜樣,以後達賴喇嘛圓寂之後,他們也可以在中國自己尋找一個轉世靈童,由中國中央政府自己來確定,和西藏沒關係了。所以拿出了這個清朝的金瓶摯簽來說話。其實金瓶摯簽在歷史上很少使用,幾乎沒有用過吧。

藏人不信中共確認班禪靈童

記者:現在在藏區,佛教信眾和喇嘛尼姑,是相信中國政府選出來的班禪靈童還是信達賴選出來的班禪靈童呢?

阿嘉活佛:這個,非常簡單的觀察就可以知道了。中國不讓寺廟裏掛達賴喇嘛的相片,但班禪喇嘛的相片可以掛。所有的藏區的寺院,都懸掛了十世班禪喇嘛的相片,同時在旁邊也懸掛了中國政府認定的班禪靈童的相片,大家告訴我說,十世班禪喇嘛相片之前香火鼎盛,燈火輝煌,供奉非常多,但在十一世班禪,就是中國政府選出來的這個班禪的相片前,幾乎沒有任何供奉,連哈達都沒有。

這說明一個問題,雖然政權的壓力,大家表面接受了,但心裏還是不信的。

記者:有些西藏問題專家介紹說,藏傳佛教格魯派之內,有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個不同的派系,之間矛盾也很大……

阿嘉活佛:是這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屬於格魯派,兩個人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弟子的轉世,歷來兩個都是師徒關係,一直關係都非常和睦。到了近代,大概是十九世紀的時候,因為政治因素的介入,府,就是班禪堪布會議廳比較親中央,當時就是比較親國民政府,這樣就到了內地。後來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在青海找到了,請到了西藏拉薩去了。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後來也轉世了,比達賴喇嘛小三歲左右,他轉世的時候中國內地的國共內戰已經開始了,當時很混亂,因此也沒有回到西藏,就在青海的塔爾寺。

中共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的時候,班禪喇嘛才進去西藏。
 


阿嘉活佛陪同班禪喇嘛視察。

和十世班禪喇嘛關係密切

記者:您是屬於班禪喇嘛這個系統的,是嗎?

阿嘉活佛:對。本來在藏傳佛教中,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這兩個系統並沒有什麼,當然達賴喇嘛是高一等。但因為在當時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和班禪喇嘛就確實比較近一些,是這樣的情況。

記者:您認識十世班禪喇嘛嗎?


阿嘉活佛:認識,認識。

記者:您能談一下他的情況嗎?他在中國職位雖然很高,但好像也坐了多年牢。

阿嘉活佛:好。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中國政府就一直支援和培養班禪喇嘛,意思就是要在西藏事務上和達賴喇嘛作對。後來到了社教運動,那是一九六四年的時候,班禪喇嘛那時候已經二十多歲了,他對藏族的情況,尤其是對藏族的文化和宗教都非常關心,也非常有責任感。那時候他是中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他去藏區視察,發現中國和西藏簽訂十七條中承諾的條款,包括保護宗教信仰和文化等等,都受到很大衝擊。比如寺院被毀壞很多,僧人被抓和被殺的也很多,佛像砸掉燒掉的很多。那時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了。班禪喇嘛就寫了一個意見,叫:「七萬言書」,就是有七萬多字吧。上報到毛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就非常生氣,他認為我們培養了這個小班禪,結果小班禪現在反對我們,所以就把他打倒。一九六四年的時候就把班禪當作反革命打倒了。那時候我在他身邊,我們還要開會鬥爭他反對他。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一直在北京的秦城監獄中,總共待了九年四個月。

文化大革命之後等於是給他平反了。當時的統戰部部長就勸班禪喇嘛結婚了,等於說是共產黨的女婿了,就聽話了。但他還是為藏區保護作了很多努力,所以他在藏區的威望越來越高。當時,由於一些歷史的原因,西藏的流亡政府也好,達賴喇嘛的一些官員也好,對班禪喇嘛是不承認不認可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對他開始是同情,後來也逐步認可,最後班禪喇嘛圓寂之前,班禪喇嘛在海外藏人中的威信也很高。而且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也通過電話,也有一些間接的接觸。當時我是十世班禪喇嘛的宗教祕書,所以我知道這個情況。
 


阿嘉活佛是十世班禪喇嘛的重要助手,曾任班禪喇嘛的宗教祕書,和班禪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的祕書長。圖為和阿嘉活佛(前排左一)和十世班禪喇嘛(前排左三)。

十世班禪圓寂有疑問

記者:十世班禪喇嘛很少被允許回西藏,但他最後圓寂卻在扎什倫布寺,這是巧合呢還是他有意選擇的。


阿嘉活佛:這是一個很難說的問題。我自己寫了一個回憶錄,現在還沒有出版。那裏面我大量敘述了這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班禪喇嘛選擇了這樣一個時機,而且在後藏他自己歷史領地去圓寂,對我來說,這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我現在不敢最後確定,但其中很……很奇妙。

班禪喇嘛是敢說敢作的一個人,他是擁護中央政府的,也從來沒有說什麼獨立呀這些的。但他要求落實政策,就是要有一個名副其實的自治。這一點呢很惹惱中國政府。

當時他要成立一個藏傳佛教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中央,他自己掌握控制,藏區的一部份寺院都要規劃到這個委員會下面。當時他要求我來當這個籌備委員會的祕書長,所以我一直很清楚。他也成立了一個自己的公司,叫做岡堅公司,這個公司由國家貸款,自己去運轉,並且是跨國運作的公司。他希望能夠通過這個公司的盈利,來維持這個藏傳佛教委員會的運作。

在很多中國官員來看,這就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獨立的狀態。我認為,他的圓寂和這個委員會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格魯派藏傳佛教中,達賴和班禪形成了兩個主要的系統。阿嘉活佛比較接近班禪喇嘛,但同樣信奉觀世音化身的達賴喇嘛。

漢傳佛教承傳難續

記者:您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主席,我有一個另外的問題。


阿嘉活佛:請說。

記者:據說現在中國內地,很多漢族人開始信奉藏傳佛教,真是這樣嗎?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阿嘉活佛:你說的這個很對,現在確實有這種情況。

這個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南傳佛教,這是佛教的三大分支,各有各的特點。那麼漢傳佛教清規戒律比較嚴謹,但是它的修習學習的程式呢,比較滯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藏傳佛教相對來說比較靈活,但藏傳佛教的傳承保存比較完整,需要上師口傳。我們感覺到呢,這個上師口傳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殊勝,它是從釋迦牟尼開始一代一代這樣傳下來的,這個部份也是佛教中最神奇的一個部份,藏傳佛教保持了這個方面的純潔。

在漢地,文化大革命之後,真正想要修佛學佛的人比較多,尤其是知識份子,大學裏、科學家裏很多,他們不是盲目地迷信,不是那種拜佛求財求福那種,而是真正要尋求解脫的人,他們的問題,在漢傳佛教中無法獲得解決,而在藏傳佛教中因為有師徒關係,有口傳的關係,所以比較容易找到答案,所以信奉藏傳佛教的人越來越多。

據我瞭解,漢人現在信藏傳佛教的人很多很多,但上師也是參差不齊,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記者:您曾經是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對現在漢地佛教的狀況如何評價?

阿嘉活佛:我是對整個中國佛教的狀況感到非常擔憂。就是說,現在中國的佛教出現了一個危機。漢地的佛教現在基本上是兩個派系,一個是禪宗,一個是淨土宗。禪宗是達摩祖師的觀點,以明心見性,修空性為主;淨土宗是修阿彌陀佛為主尊,要修到極樂世界去的。這兩個宗派都是很純潔,沒有問題的。但是因為中共文化大革命,兩個宗派上師口傳的這種承傳都出現了問題。

有一次我去浙江視察,到當地的佛學院去聽課,佛學院講課的老師,是當地政府宗教局的局長。那麼這樣的話呢,這個佛教就失去了神聖和嚴謹。在藏傳佛教中達賴喇嘛為什麼這麼崇高呢,因為在我們心目中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呀,他的學識他的修行都是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的。

如果說一個共產黨的官員來講這個宗教,當然他肯定是學習了許多佛教的理論和哲學了,但他是共產黨員,本身並不信仰佛教,那教出來的學生會是什麼水平呢?所以在整個傳承上,在整個中國的佛教中,就有疑問了。其實,不論是漢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整個都處於一個危機的狀況下。


阿嘉活佛和達賴喇嘛。

中國佛教存在很大危機

記者:是,現在中國人說到寺院,好像都是旅遊場所,燒香拜佛也多是求發財求升官什麼的,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來的求解脫求境界提升的意義了。

阿嘉活佛:是啊。這個寺廟的名字,在藏文中的意思,就是遠離社會,安靜修行的場所的意思。現在隨著中國的開放和開發,現在都成了旅遊景點了,收門票向錢看,不論是僧人還是俗人,都可以通過寺廟賺錢。當然有了金錢的效益,很多燒香磕頭的人也只是追求那些比較低級的東西,求發財求平安什麼的,失去了佛學中修行的清淨的本質,這也是危機之一。

記者:我聽說中國的寺院中的和尚,都有級別的,據說有處級和尚和科級和尚的分別,真是這樣嗎?


阿嘉活佛:(笑)是這樣的。漢傳佛教我不太懂是如何劃分了。藏傳佛教這邊是這樣的,藏傳佛教的領袖,包括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因為是領袖嘛,所以是被安排在國家級的職位上,人大副委員長,藏傳佛教五大宗派的創始人的轉世人物,都是省級的職位,地區的活佛就是市級吧,後面還有各地寺廟的主持,所以還有縣級、鄉級的,都是這樣的劃分。這個也是中共統戰政策的一部份,採納了以前的體系,套上現在的政府官員級別劃分。

記者:那您是省部級活佛了?

阿嘉活佛:(笑)是吧,是省一級吧,後來要提升我到國家級,結果我跳槽跑掉了,出來了。

西藏真正自治短期不樂觀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您怎麼看西藏獨立和西藏高度自治的問題。

阿嘉活佛:西藏流亡政府這邊也有不同意見。他們一九五九年流亡之後進行了民主改革,裏面有藏青會、藏婦會這些團體,都不承認自治,是要獨立的。達賴喇嘛比較明智的,他是說中間道路,既不要求獨立,但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他是要求真正的自治,就是所謂「中間道路」了。我認為,比較客觀的,比較可行的,恐怕還是這個中間道路。

不過,現在看來,中國恐怕不會接受。因為中國政府現在的這個領導層沒有足夠的權威,他只是整個極權制度政府的一個代表而已。每個人上臺只想作一些容易的風光的事情,清史留名啊,棘手的事情誰也不碰。所以達賴喇嘛提出的這些,再高明再忍讓,恐怕北京都不會接受。

記者:那您對西藏能夠達成高度自治比較悲觀。

阿嘉活佛:目前來看確實比較悲觀。中國現在的政策確實在倒退,比文革之後的那幾年確實在倒退。

如果中國出現比較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而且很有魄力的最高領導人,可能會好一些,現在這些領導人大概不會也不敢去突破。

不過,長期來看我還是樂觀的。這主要是因為,不僅是西藏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而且整個中國內部民主人權自由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包括反貪污,關心環境的,維權人士,包括法輪功,包括人權活動人士等等,他們在中國內部的聲音越來越高,我可以看到未來中國本身的民主自由呼聲會越來越強烈,中國最後必然走上一個比較民主的道路。在這樣的前提下,西藏高度自治的問題,甚至包括台灣問題等,相對來說就應該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記者:非常感謝,謝謝阿嘉活佛接受我們的採訪。

阿嘉活佛:不客氣,也謝謝你採訪我,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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