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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文化形塑日本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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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太宗盛世文明垂範天下,日本大化革新,以沐中土華風為榮。大唐文化對日本影響深遠。圖為2016年1月5日東京新年書法大賽現場。(公有領域)

大唐太宗開啟貞觀盛世,文明華彩澤被四方。

東瀛島國派遣數千使臣入唐學習,推動了維新改革--頒律令、建學校、倡儒學、興教化。

此一根植於敬天重德、人倫綱常的唐化運動,深深影響日本文學、藝術、建築及生活風俗,奠定了日本千年的文化風貌。

文 _ 劉曉

設立學校 廣傳漢學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翌年正月初一,頒布《改新之詔》,以大唐律令制度為藍本,從事政經改革,史稱大化革新。與此同時,並以儒、釋為治國核心理念,推動全方位的文化改造運動。

公元663年,天智天皇在京城首創設立大學,教授漢學。天武時期,除了京城大學外,並有地方國學及私人學塾等。大學招收博士學生400人,主要來自貴族子弟和貢生,他們必須學習明經、紀傳、明法,以及音、書、算等諸學,但以明經科為主。

國學招收對象,則為地方官宦子弟和少數優秀平民子弟,大約在20到50人,主要學習紀傳(史書寫作體例之一)。至於私人興學,除了貴族公卿辦的私塾,還有僧人以講授釋、儒及唐詩為主的學校,生徒率皆平民子弟和一般僧人,其中又以僧人空海於公元828年創辦的綜藝種智院最為有名。


日本僧人空海畫像。(公有領域)

大化革新以降,日本開始設官治學,大批從唐朝歸來的留學生、學問僧和東渡遷居日本的唐朝學者,競相投入中華璀璨文化的傳播。其中影響最深遠、貢獻尤其突出者有兩人,其一為吉備真備,另一位則是袁晉卿。

吉備真備是奈良時代的知名學者、政治家(公卿),曾兩次出任遣唐使,在大唐前後待了十九載。真備攻研唐代的天文、曆法、音樂、法律、兵法、建築等,並從唐朝引進《唐禮》一百三十卷,開啟了日本全面學習中國禮儀的契機,日本禮制因此愈趨完備;其帶回的《太衍曆經》、《太衍曆立成》並促進了日本的曆法改革,使唐代曆法在日本深化推廣和使用。


日本遣唐使吉備真備研究大唐天文曆法、兵法、建築、律法等知識,造詣深厚。圖為日本倉敷市真備支所吉備真備像。(Bakkai/維基百科)

此外,吉備真備帶回的樂器和樂書,對於唐樂在日本的傳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早已失傳的《樂書要錄》,至今仍在日本被完善保存,成為後代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資料。另傳說圍棋的棋盤、棋子,也是由真備帶回日本後才傳播開的,據聞真備在大唐留學期間,已是圍棋高手。

吉備真備回國後,曾在大學任大學助,他增設了音韻學課程,致力矯正中國吳音(江浙一帶語音,六朝時傳入日本),倡導學用漢音(唐代長安一帶的語音)。更重要的是,吉備真備還利用漢字的偏旁和部首,創制了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對此,早期著作曾多論述。

袁晉卿,大唐人,唐玄宗開元時旅居日本。在日本時歷任音博士、大學頭、日向守、玄藩頭、安房守等職,為中華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大唐之風隨著遣唐使的回國、學校普設及漢學昌盛,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社會。大唐盛世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除了眾所周知的政治、經濟、禮儀和佛法等外,還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自然科學及社會風俗等方面。現分述如下。

漢語東傳 開啟文明

日本古代有語言而無文字,日本古老文牘均用漢字漢語寫成,只有在個別場合用漢字標示人名、地名時,才會混雜些許日本語法。

關於漢字東傳日本的時間,根據史誌文獻及日本考古發現,大約是在公元前一世紀。當時,漢字之小篆和隸書,多以銅鏡銘文的形式保存,經由遼東、朝鮮傳入日本。這些文字被日人視為莊嚴、神聖、吉祥的象徵。其後,日本在仿製銅鏡時,也開始仿製漢字銘文。

據日本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三世紀末),《論語》、《千字文》等漢文書籍傳入日本,加之大批懂漢文的朝鮮人渡海移居日本,大力推動了漢字的傳播。漢字,成為當時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不僅政府用以記錄史實,一般學者也賴以著述立說。不過,漢字的讀法仍分為訓讀及音讀兩種。前者即日本原來的語言,而後者則係外來傳入之音。

奈良時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廣唐音,唐音至今仍保存在日語中。平安時代初,學問僧空海編撰《篆隸萬象名義》,是為日本第一部漢語字典。與此同時,用漢字標註日語讀音者越來越多,如奈良時代的和歌集《萬葉集》,雖然全部用漢字寫成,但漢字只作為讀音符號,被後人稱為「萬葉假名」。


《萬葉集》元曆校本。(Reiji Yamashina/維基百科)

八世紀中葉,日人始用漢字楷書的偏旁創制片假名,又用漢字草書偏旁造出平假名,以作為漢字注音及日本語音標註之用。日本有學者認為,吉備真備作片假名,空海作平假名。也有人認為是由他們兩人集其大成而已。

自公元九世紀初葉以來,因日本「國風文化」的確立,書籍大都採用日本文字(假名)記述,不過截至明治初年,漢字仍為公家官方記事的正式文字;漢字在日文中猶未廢止,常用漢字仍近兩千個。

尊孔崇儒 經史治國

早期,日本統治者便遵奉儒家思想為治國圭臬。聖德太子改革時,其頒布的《憲法》、「冠位」充滿了儒家之風。奈良時代,大量漢文經典輸入日本,日本朝廷愈益重視儒學的政治功能,並大力提倡尊孔讀經、學儒明理。大學開設明經科的目的就在於此。


日本自古尊孔崇儒,以經史治國。圖為長崎縣長崎市的一座孔廟,建於1893年,1982年重修。(Getty Images)

明經科考,始於漢武帝時期。唐朝時,明經與進士二科成為唐朝科舉的基本科目。明經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考試之法,先貼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禮記》、《春秋左傳》,《毛詩》、《周禮》、《儀禮》稱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稱小經。而上述典籍,都是日本修習漢學的必修科目。

公元768年,日本天皇在遣唐大臣的建議下,敕尊孔子號為文宣王,從此尊孔讀經之風更盛,孔子也成為日本的聖人,官、私文書常常引用「子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國法」及「家法」。

在史學方面,日本同樣深受中國影響。眾多遣唐使、留學生從中國帶回了大量中國史籍,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大學《紀傳科》所講授的課本就是這些史書。受到中國史書的影響,日本人編撰了自己的史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等,採用的正是來自中國正史的編年體例。

吟詠唐詩 文風興盛

唐朝文學百花齊放、爭奇鬥豔,其中成就最為輝煌者當屬唐詩。唐詩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堪稱深遠而廣大。平安時代,日本文人都以吟唐詩、寫唐詩為榮,並出版了許多唐人詩集和日本文人的漢詩集。

史載,很多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都曾與唐朝著名詩人交相往來,在唐朝詩人的指點薰陶下,他們對唐詩的積學涵泳日深,與詩人唱和的同時,自己也變成了詩人。不少唐朝詩人在日本友人東歸時,都曾寫下贈別詩,如王維、李白、玄宗、孟孔、皮日休、陸龜蒙等。

隨著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的歸國,唐詩文集也傳入了日本,廣被研讀傳誦。詩人白居易因其詩歌形象生動、語言通俗、道民疾苦,深為日本人所喜愛,其〈長恨歌〉、〈琵琶行〉流傳廣遠,對日本文學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從八世紀開始,日本朝廷還鼓勵仿照唐詩進行創作,天皇、貴族、大臣、士人競相寫詩,贈答相和,互相切磋,蔚然成風。在當時,日本詩人輩出,詩作紛呈,有些詩歌水平堪與唐人詩作相媲美。

在唐詩風靡日本的同時,日本本土的和歌、物語等通俗文學也有所發展,如八世紀中葉成書的和歌集《萬葉集》,收錄了和歌四千五百多首。和歌不僅用漢字作音符,同時體現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另最早用假名書寫的故事書《竹取物語》,內容更深受中國神佛思想和傳奇故事的影響。


日本最早用假名書寫的故事書《竹取物語》,內容深受中國神佛思想和傳奇故事的影響。圖為其中故事插圖「赫奕姬升天」。(公有領域)

美哉藝術 光華澤被

大唐對於日本藝術的影響,體現在書法、繪畫、雕塑、樂舞等諸多面向。

有唐一代,湧現不少著名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等,而日本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在學習中華文化之際,也對唐代與前代書法產生了濃厚興趣,其中不乏造詣精湛者。據說鑒真東渡時,曾獻給日本皇室王羲之、王獻之的書帖,即因日本人酷愛二王書法。直至今日,書法藝術在日本仍風行不墜。

唐朝藝術成就輝煌,知名畫家輩出,如吳道子、王維、閻立本等。此外,寺院、石窟還有不少精美壁畫,也讓日本人心馳神往。每次遣唐使前來中土,都有日本畫家相隨,駐留中國期間,他們到處參訪學習,臨摹畫作,描繪唐朝風物,從而推動了日本繪畫和建築的發展。

另繪於七、八世紀之交的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畫(毀於二戰),以及同時代的聖德太子像,均為仿唐名作。而日本的平成京等宮城,亦受大唐大明宮、太極宮影響。

唐朝的雕塑藝術同樣輝煌,敦煌千佛洞等各類雕塑作品,栩栩如生,自然也成為日本工匠學習的對象。奈良時代,大興佛寺,對佛像的需求日益增加,不少日本工匠汲取唐朝造像藝術技術,塑造了眾多的神佛形象,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對此貢獻尤多。

至於大唐樂舞,風格多樣且優美清新。隋朝曾有九部樂,唐太宗時定為十部,後又分坐部伎樂六種,立部伎樂八種。唐玄宗更是精通音樂舞蹈,曾創作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並曾創建最早的皇家樂舞戲曲學院「梨園」,成員多達千人。在其影響下,唐朝上上下下均喜好樂舞,盛況空前。

日本人自古好樂舞,亦受大唐音樂的影響。熱愛中國儒學的日本聖德太子,深諳音樂的教化作用,因此,積極引進中國音樂並與佛教音樂融合,稱之為「伎樂」、「吳樂」。其後,日本朝廷喜好唐樂,除了派員學習外,還將大唐樂舞及民間踏歌引入日本。傳承至今,每逢地方節慶歡會,人們仍多牽手踏腳,載歌載舞。

唐樂風潮東進,沛然不可抑遏。公元698年,唐樂正式納入日本朝廷樂隊;公元701年,日本頒定《大寶律令》,明定設雅樂師;公元731年,定員為35人。回顧當年,唐太宗所作的大型樂舞《秦王破陣樂》曾風行日本,日本能演奏如此複雜的舞蹈,其推動唐化運動之精深,可見一斑。


唐太宗所作的大型樂舞《秦王破陣樂》也曾風行日本。圖為敦煌莫高窟217窟壁畫〈破陣樂舞勢圖〉。(公有領域)

在唐朝樂舞的影響下,日本宮廷舞蹈不僅出現文舞、武舞之分,「田樂」、「散樂」等民間歌舞形式,也相繼出現。日本後來的歌舞伎,便是源出於這一時期的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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