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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權為何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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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力漸衰、民間力量漸強,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如同騎自行車:要麼持續前行,要麼就摔倒。(AFP)

中國國力漸衰,而民間力量漸強,這種形勢的出現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法律,更可靠的機制,如法庭和立法,以解決不斷出現的衝突,包容不同的利益階層,合理的分配資源。

編譯 _ 李清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主任大衛.蘭普頓(David M. Lampton)近日出版一本新書《追蹤領導人:統治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本文摘譯自他在《外交政策》期刊發表的新書摘要。

中國的經濟改革仍在進行,從1977年鄧小平上臺到現在。當然,鄧小平開始的改革並不是革命性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實行獨裁政治,自1977年以來,中國實行的都是經濟改革,並沒有實行政治改革。

然而今非昔比,中國目前可謂是國力漸衰、民間力量漸強,這種形勢的出現需要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法律,更可靠的機制,如法庭和立法,以解決不斷出現的衝突,包容不同的利益階層,合理的分配資源。

另外,還需要政府完善法規,增加透明度和可信度。如果這些方面不能得到改善,中國未來將面臨比過去40幾年還要多的政治動盪。其效應無疑將波及周邊國家乃至世界各地,因為中國與國際的聯繫日益緊密。改革就如同騎自行車:要麼持續前行,要麼就摔倒。

中國領導模式已改變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政府可以通過三種方式行使權力:沿襲傳統、領導者的素質與個人魅力、憲法與法律規章。中國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已經從前兩種類型轉向第三種。

鄧小平當政時期,採取的方式是沿襲傳統加個人魅力,但是,之後的領導人則通過其他方式取得合法地位。這些年來,中共使用一套規則選舉領導人,這套規則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包括任職期、年齡限制、業績考核以及黨內投票表決。

這些規則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錯誤的把這些規則當成是法律,因為它們不完善、不正式,而且可以隨時變更。

換句話說,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依靠強有力的個人領導模式,而是轉變為多位領導人共同管理模式,受到集體決策、任職期限和其他規定、公眾意見以及本身治國能力的限制。

中國社會大幅變遷

在人力資源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後,1977至78學年,中國有40萬學生考入大學;到了2010年,考入大學的人數增加到660萬。而且,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僅2012至2013學年,就有超過23萬名學生到美國留學,一些學生畢業後回國。這樣一來,中國現在已經擁有一個巨大的人才庫。

當前,普通中國人對信息的獲取也達到前所未有高度,超過五億的中國人在使用互聯網。中共除了使用所謂的國家防火牆阻止信息的流通,還要搞信息戰,例如,當初中共高官薄熙來落馬,政府搞網路闢謠,透過中國媒體適當稍稍披露出一些法庭的證詞。中共花費巨大人力、物力控制網路,以隔絕那些最容易影響內部穩定的訊息。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湧向城市。城市化往往與人們的期望提升有關。更密集的城市人口,迅速崛起的願望,知識的傳播,以及更容易協調的社會行動,這種種因素結合意味著,中國的領導人會發現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掌權。

然而,目前中共高層意見分歧,難以集體決策,更無暇顧及日益嚴重的複雜官僚作風和紛亂的社會問題,由於缺少為多方利益發聲、公正裁決衝突以及確保負責與公平履行政策的機構,政府工作變得更加困難。換句話說,中國雖然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和強大的軍事,但是,政府的體制卻很脆弱。

中國政治體系必須改變

這些壓力可能使中國未來出現幾種走向。一種可能:中共高層可能試圖重新建立一個更加集權獨裁的體制,但是,如果這麼做,最終的結果將無法滿足國家快速變革的社會需求;第二種可能:面對動盪和腐敗的爛攤子,出現一位極具性格魅力和改革派的領導人,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可能更民主,但是也可能更獨裁;第三種情形可能更危險:中國繼續當前的現狀,在國內不去建立負責和公正的政府管理體制,在海外也沒有建設性的作為,這條路可能會引起混亂。

但是,還可能出現第四種情形,那就是,建立能夠體現國家多方利益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當局還必須建立真正深得民心的機構,擴展其合法性來源——不是靠其發展唯物主義以及國際地位解釋其執政的合法性。

原地不動比勇往直前更加危險,如果習近平和他的幕僚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結果將是非常嚴峻的:政府會放棄經濟增長,浪費人力資源,甚至還可能破壞社會穩定。但是,如果中國能夠設計出一條更加人性化、民主化以及制度化的政府管理體制,同時保持經濟增長與穩定,那麼,他們將復興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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