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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現代化創造,中華傳統文化是可以煥發強大能量、推動民族復興的獨特「戰略資源」。圖為中國元宵節燈會一景。(Getty Images)

美國著名學者熊玠文章稱習近平 「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置於人類共有精神財富的座標系中」, 是1949年以來少見的中國政治家。

對習而言,傳統文化並非散發著陳腐氣息的沉重包袱, 而是可以推動民族復興的獨特「戰略資源」。

文 _ 齊先予

2016年6月16日,中共官方的《學習時報》發表了美國學者熊玠的文章〈傳統文化是獨特戰略資源——《習近平時代》選載〉,文章用5000多字介紹了習近平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

1935年出生在河南開封的熊玠,1949年隨家前往臺灣,1958年移居美國,後任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兼該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美國當代美亞研究中心主任等職,與美臺上層關係頗深,1979年曾參加起草美國的《與臺灣關係法》。

文章稱習近平是儒生,介紹了習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展望,並分析了習在推廣傳統文化面臨的困難。


美國著名學者熊玠發文稱習近平是儒生,並介紹習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展望,分析習在推廣傳統文化面臨的困難。(大紀元)

當代中國面臨的文化沙漠

文章稱習近平是1949年以來少見的中國政治家,「像習近平這樣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置於人類共有精神財富的座標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義。更重要的是,他並未止步於文化態度上的致敬,在其執政實踐中更是自覺地把中華歷史文化精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對接,在中國夢以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作「根」與「魂」。他分析說,「儒家文化,對於他(習)而言,並不是散發著陳腐氣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過現代化創造,煥發強大能量、推動民族復興的獨特『戰略資源』。」

熊玠分析了當今大陸面臨的危機:「一個日益強烈的共識是,中國社會正面臨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讓迅速積累的物質財富猶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中華民族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分。


中國社會正面臨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圖為遊客在鄰近紫禁城的公園中穿清朝皇帝服飾擺拍。(AFP)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似乎讓人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種『文化明星』名利雙收……當代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於『中國結』『功夫』『舌尖』等符號化的平面維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卻少有耐得住寂寞的關注與追求。

政治學者鄭永年曾評論說,今天的中國,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國,就是拿著一些工具性的東西在那叫嚷』。還有學者舉出土耳其捨棄伊斯蘭文明卻又難以被西方文明認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頓的觀點警示人們:這種不願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又無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

這就是習近平這一代中國領導者面臨的嚴峻現實。特別是在新世紀之後,面向『民族復興』的目標,文化重建的呼聲更為強烈。」

不能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傳統文化

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圓融、自足,是一個「超循環」機制。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這種「超循環」,進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無法抵禦帝國主義挾持著達爾文主義和叢林規則的侵略。在這種境況下,傳統文化被救亡圖存時期的主流知識分子拋棄,而其後的文化封閉又讓斷裂的傳統文化缺乏更新的機會。

著名學者杜維明曾撰文說:「過去我們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民眾貧窮愚鈍、新舊極權主義、錯過了工業革命、沒能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歸結於傳統之惡劣。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質部分作比較,把責任歸結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這顯然有失公允。」

不少人將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腐朽,強化和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於是在20世紀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傳統文化。熊玠認為,習近平面對的難題是,不能使中國成為文化的流浪兒、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須喚醒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同時又賦予其現代化的靈魂。

習引用的15種中華傳統理念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同時他也強調,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

他舉出了可以古為今用的15種優秀古代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仁者愛人、以德立人;以誠待人、講信修睦;清廉從政、勤勉奉公;儉約自守、力戒奢華;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


習近平曾舉出可以古為今用的15種優秀古代思想:包括仁者愛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同世界、厚德載物等。(Getty Images)

杜維明認為,21世紀的中國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學」。他的期待是,儒學要面向整個世界,也是中國成為大國的文化使命與必然路徑。

中國夢不是空想,「其夢有根」

習近平善於援引中國傳統經典的表達特點廣為人知,人民日報社專門編寫了26萬字的《習近平用典》一書,搜集了過去27年間習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講話中使用頻率高、能體現其治國理政理念的135則典故,每一則都以「三條微博」的文字量詳細解讀。

作者認為,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概念,正是以豐富的中華歷史文化精華為基礎的。有學者將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相比較,視之為一種「後發的、復興的、彰顯包容精神的新文明模式」。更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夢將不僅使占整個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安居樂業、富裕幸福,更重要的是在於它將為人類文明走出困境開闢出一條新路,創造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習近平希望中國乃至全球都能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指導,「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現代治國理念可上溯至中華文化

習近平對於傳統文化資源的重視與汲取,成為很多學者的研究對象。人們發現,他強調的生態文明、以民為本、依法治國、解放思想、重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等治國理念,都可以上溯至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如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可與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相接。老子思想是人類社會最早的可持續發展觀,同時也倡導個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以樸素為美,以簡約為美。

比如以民為本。習近平曾在「之江新語」專欄連寫三篇文章談「為民辦實事」,並援引《孟子》中的「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中共18大後,布署中以民為本的基調更為突出。而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豐富的資源。

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有限政府」的思想,習近平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時就已提出。任浙江省委書記後,他又多次引用老子的思想,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還曾向浙江的專家學者請教如何理解道家提出的「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一書據稱是世界上被翻譯成外國文本最多的著作,其「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認為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之源。

2015年6月,國家行政學院編輯出版了首套共11冊的領導幹部國學教材,包含修身之道、處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廉政之道、執法之道、天人之道等,計畫在全國行政學院系統對現任各級行政幹部進行傳統文化輪訓。

余英時:真儒家怎會敵視普世價值

也許《學習時報》這篇文章太吹捧習近平了,四天後的6月20日,與熊玠有類似經歷的美國著名學者余英時發表了題為「真有儒家背景的人怎麼會敵視西方普世價值」,不點名的批評了大陸對普世價值的粗暴態度,算不上真正的儒家。

不過也許很多人還沒有看清中共內部存在的嚴重分裂,劉雲山利用掌控的文宣系統,不斷抹黑習近平,用「高級黑」的手法把一些極左的私貨強塞給習,讓習背黑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引領中華民國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臺灣,他是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臺。

余英時認為,「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傳統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綱五常的儒家,不許犯上作亂的儒家,這是傳統的王權皇朝所推崇的東西,這跟真正的儒家——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中國歷史上向來就有兩個『儒家』,一個是被迫害的儒家,一個是迫害人的『儒家』。」

他研究發現,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種種普世價值,是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儒家自己搬來的。當初最佩服這些西方理念的其實是儒家。比如說薛福成,他就認為英美是中國堯舜禹三代以上才有的這個社會,那時不是靠世襲的,是傳賢人的,誰做的最好,我們就選哪個人做領袖。


余英時研究發現,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根源於中國。比如,薛福成認為英美是中國堯舜禹三代以上才有的這個社會,不世襲而傳賢人。(中央社)

余英時還說,「儒家是寬恕的,道是忠恕,忠恕兩個字,忠是盡自己所能,恕就是對別人採取寬恕的態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個黨一個政府對一個給自己政策稍微有點批評的人,都要送到監牢裡頭去,那個還可能是儒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