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不是西方民主的基石——與友人談尼采、叔本華及愛因斯坦思想（上）

著名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左）和亞瑟‧叔本華（右）（維基百科）

文 _ 仲維光  

近日有友人在臉書問我對德國思想家尼采的看法。關於尼采及其思想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題目，尤其是對於文化研究來說。我因為研究極權主義和歐洲文化的關係問題，以及叔本華和尼采的關係問題，而收集了一些有關尼采的資料，但是還沒有精力深入展開。這次這位小友問我，和我有一問一答的交流，由於我深知，如果只知道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出發，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籤來理解和解釋尼采及叔本華，那麼就肯定是對這兩位思想家的曲解。而中文世界，迄今為止幾乎只有這個傾向、這種話語方式。因此為了說明尼采在歐洲文化思想中的真正地位和角色，我把這個對話擴充加以解釋成為一篇文章，希望能夠促使中文世界從另外一個角度，從真正的西方哲學史、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介紹尼采和叔本華。

在這裡我要再次進一步強調的是，誰若是只知道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並以此來談論哲學史，那麼就根本是南轅北轍的胡扯。因為唯物主義是一種觀念論、一種意識型態，以這樣一種教條系統來理解、解釋哲學史，那不是哲學史而是一種僵硬的、意識型態化的斷言，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貼標籤。如果再加上歷史唯物主義的判斷，那就更是一種對於真實歷史事實的粗暴干涉及扭曲。為此，我要強調的是：對於哲學的歷史，也就是philosophy的歷史，真正在歷史中存在的對於哲學問題的探索，和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對立毫無關係，這就是說，和馬克思論斷的恰好相反，全部哲學史和唯物唯心的對立毫無關係！

本文第一部分是原來的對話（問答），後兩部分是和這個問題有關的我的一些經歷及看法，希望對讀者在對思想史問題的了解，及對當代中文世界思想狀況的了解上有所助益。

（一）

A：仲先生，我忘了問您一件事情：究竟尼采在德國學術界的地位怎麼樣呢？

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化人物，但是對當前社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需要再次強調的意義及影響。我以為，準確說他的一些思想大約已經融化到一般的思想認識中，而不再被特殊提出了，所以他越來越多地作為一位歷史人物存在。

A：問：為什麼說他是「重要的思想家」呢？他提出了啥思想啊？叔本華和黑格爾，到底誰對他影響比較大？

答：當然是叔本華對他（尼采）影響大。尼采在根本上是反黑格爾的，叔本華也是。叔本華曾經在柏林跟黑格爾公開對臺開課，截然對立。我對尼采沒有研究，但是就我對思想史的了解，他是在十九世紀，對政教分離後呈現出來的西方社會的問題，對基督教文化直接提出了徹底的懷疑。可是現在，在我看來，這有點是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因為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語言等都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這也包括我正在聽的馬勒的音樂中的追求。 馬勒譜寫了以中國詩詞為基礎的大地之歌，可那根本不是中國人的文化思想。馬勒早期也受尼采不小影響。他們代表的是西方社會文藝復興以來的那種離心傾向，這個離心傾向所具有的反省，不斷地對西方文化的基礎提出質疑。

尼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對我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實在是沒有精力再開一個研究題目。對此，我能說的是，由於中文界中，「崇洋」是一切思想的基礎，所以無法體會、理解到尼采的痛苦及思索。說俗了，尼采和崇洋，更不要說媚外是冰火不容的。只有對西方社會及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及其社會，特別是政教分離後的世俗化所顯示出來的問題，感到痛苦、絕望的人才能夠理解尼采。

A：您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研究那真是太可惜了！！我正想跟您再深入探討一下基督教文化缺陷的問題。當然這個不是我說的，是萊布尼茨說的。據說萊布尼茨看過道家的書，後來把道家八卦和二進位說的還神乎其神的。

我真的是很想從學術角度討論一下基督教文化缺陷的問題。我覺得老辜頭（注：辜鴻銘）似乎也在暗示這個問題。實際上基督教文化，我覺得也得算是西方民主的基石了。不然法律規定不到的事情，大家怎麼做呢？我可以舉一些具體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經常和一些朋友有爭論。

喔，對了，萊布尼茨還說中華文化可以補充基督教文化的不足。這都是我從維基百科上看來的。我認為萊布尼茨說的對。

答：你從何而來說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民主的基石呢？對於這個不假思索的在中文社會中的說法，我曾經多次說過，宗教是讓人信奉的，沒有一種宗教是要人民主、自由地選擇，而不是服從的。這是基本的常識。民主選擇方式是在沒有基督教的古希臘發生的。你只能夠說基督教文化是時下西方社會的基礎。但是問題正是出在這個地方，所以才會有尼采這樣的思想家出現。

歐洲文化的形成是複雜的，所以才會在內部有對抗反彈、復興啟蒙。中國人用一個西方，甚至用藍色來稱歐洲文明真的是太囫圇吞棗了。如果說來自希臘是藍色，那麼你稱頌基督教文化的時候就不應該用藍色了，基督教是來自沙漠的黃色。

其次對於文化，我也不願意用「缺陷」這樣的語言，而更願意用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盲點，或者說悖謬的地方。你說的對，萊布尼茨及他那個時代的很多思想家推崇中國，而那正是文藝復興後，西方對自己反省的時代，所以他們到中國文化，另一種文化那裡尋找對比、借鑒的內容，反省自己的文化。

崇洋媚外的那些中國人總愛把文藝復興當作喇叭吹，可他們從來不思索文藝復興是什麼。文藝復興正是對過去基督教文化及社會問題的反省，因為基督教的「政教合一」已經走到令人及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而這讓人們必須注意到：

第一，政教合一是基督教宗教固有的要求及特點；

第二，近代西方尋求到的解決方法不過是讓基督教從政治中退出去，但是西方人卻居然忘記了：留下的這個殼子，這個載體，這個培養基，如果沒了基礎和前提，就一定會滋生出各類蛻化的變基因產品。而這就是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全世界面臨的問題。這也就是讓馬勒突然在幾首中國翻譯詩中似乎就找到了自己的感覺的原因。但是對於我們中國人卻都明白，馬勒眼中的中國詩歌，還不是地道的中國詩歌情思、文化情思。

A：我明天細細品味您給我寫的這段留言，現在我先睡覺了。我還有一些別的看法，主要是老辜頭的那些對中國古代人倫關係的論述。我現在可已經是「三十而立」了，所以看問題不可能再跟一個青少年一樣了。

我答：好，這個問題是需要仔細琢磨的。最後再多談幾句，供你思索。

一三年，我在研究西方產生的這個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提出後基督教社會問題，提出了認識當代社會的一個新的角度，一個新的描述框架，從而我認為徹底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因為至今還沒有一位學者如是說。

我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的。它會使你理解一切有了一個更為簡單清晰的框架，或者說座標系。圍繞它以後我會展開對於一系列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例如國家社會的形成不是契約論，而是一種宗教或者思想文化的演變，或者說演繹出來的一套結構，而這就推翻了盧梭、孟德斯鳩以來的國家思想。再如各種文化不可比、也不可通約，在最高的意義上，各種文化不相通，語言也不可翻譯。

至今為止的文化雜交讓人看到的是，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形而上學前提的文化，雜交的結果就是二逼文化，一種變態，讓這種文化失去精緻性而變得粗糙、畸形，甚至可以說是癌變，至多是一種無生育能力的文化騾子。

第一代或許有些表面的強大，例如時下被西方資本雜交餵養起來的中國，但是沒有生育、發展的能力。對此，五四以後的中國知識界的蛻化情況，文化的蛻變也已經給你提供一個詳實的、多方面證明這點的案例。

相對的狹義的問題則是，我認為，保障民主制的正常良性地發展必須廢除多黨制，或者說在政府中、議會中禁止政治性的政黨的存在，即在議會及政府中不得以政治訴求結黨，因為結黨就會尚黑，就會使那些人直接為政黨服務，而不是直接對選民負責，當然如何實施還需要更具體詳實的研究。

其次我認為憲政制不是民主制的基礎及保障，而是陷阱，必須嚴格地把憲政置於民眾的直接民主權利之下。這樣，我就把流俗的人們對於民主制的基礎的理解都推翻了。而這就是我為什麼在前面跟你說，我沒有精力專心尼采問題的原因之一。我必須在這些問題上繼續投入精力。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