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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面對「藏獨」

(Getty Images)

文 _ 徐沛            

2005年我第一次參加德國大選,為施羅德落選投了一票。獲得公民權後,我在了解德國政黨的同時開始關注歐盟包括英國。即使英國公民通過投票選擇脫歐,生活在英國的約320萬歐盟公民,以及約120萬生活在歐盟成員國的英國選民依然讓英國脫不了歐。 

2017年9月1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上,利用每年一次的主題演說呼籲成員國加入歐元區與申根區。目前歐元區由19個國家組成。申根區則有26國,其中22個屬歐盟。1995年,由德、法、比、盧、荷、葡、西等七國簽署的申根協議開始生效後,持一國簽證就可以在由簽署國組成的申根區旅行。

與此同時,容克強調歐盟是以「自由平等憲政」為標準的價值共同體,申請加入歐盟的土耳其不可能被接受,因為埃爾多安從土耳其總理當選總統後一直在挑戰歐盟的價值觀。 

面對歐洲現狀與政治生態,我總愛反觀中國歷史與現實:1912年辛亥革命促使清廷頒布退位詔書,其中表示「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1917年孫文懷抱的理想是:「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

可惜三年後,孫文表示「滿州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人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的囊中物」,於是主張「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盡管擴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單一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我中國,務使盡化於我漢族」。

如果這就是「大漢族主義」的話,那麼或許可以說孫文的理想在臺灣得到了實現,那裡官方語言為正統漢語即國語,但居民包括追隨民選總統蔣介石逃到那裡、來自大陸各地的各族民眾都安居樂業,像歐盟居民一樣享有自由平等憲政。

孫文創建的中國國民黨「乃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則是莫斯科出錢出力扶持的傀儡,並於1931年聽從斯大林的命令在前蘇聯的國慶日武裝割據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了顛覆正在建設憲政的中華民國,毛共甚至號召各個族群獨立建國,但當毛共在國際共產勢力的支持下把國民黨主導的民選政府打到臺灣後,便剝奪了各族民眾的人權與自由。各族都如同生活在奧威爾所描述的《動物農莊》或《1984》。漢語被中共在蘇共的領導下赤化,淪為中共給各族民眾洗腦的工具,其標誌為殘體字,被中共強行推廣的普通話實為被奧威爾稱為新話(Newspeak)的謊言系統。歐盟建立前,德法在70年內進行三次戰爭。對我而言歐盟好像「大一統」在歐洲的實現,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因此變成世界和平的領軍人,一路下來,危機重重,至今如此。

容克呼籲加入歐元區不久,以反歐元為訴求成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成為德國大選的贏家,不僅首次進入議會而且一下躍升為議會裡的第三大黨。曾出任歐洲議會議長的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帶領社民黨挑戰默克爾及其基民盟,然而另選黨的崛起,造成兩黨的得票率都是二戰後最低。雖然如此,德國的民族主義勢力依然比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的勢力弱小,不到13%。另選黨因反歐元而起,因反難民而壯大等跡象,可以被稱為德國的脫歐黨或德獨黨。

鑑於歐盟與脫歐都不是中共的禁忌,我選擇關注與此相關的「藏獨」、「疆獨」以及「臺獨」等共產敏感話題,因為我從六四屠殺後就樂於為中共抹黑的個體與群體洗刷汙名。這次輪到「藏獨」。 

共產黨是矛盾的真正原因

西藏的英文名是Tibet,所指的範圍相當於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分之一。自從毛共在斯大林的命令與支持下占領藏區後,藏族像漢族等各民族一樣飽受紅魔蹂躪,民眾紛紛用腳投票。於是,1989年六四屠殺後,正在德國留學的我在參與各種反共抗暴的集會時,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共產難民,其中包括因中共暴政而流亡海外的藏蒙維等各族難民。而我因生在藏區,愛與藏人打交道,得出漢藏沒有矛盾,但各民族各信仰與各國都與共產黨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共產黨剝奪人權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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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共產黨篡奪政權的國家,只要你追求自由,無論屬於哪個民族、哪個階層都會遭受殘酷迫害。即使不追求自由,也會因屬「地富反壞右」或「低端人口」而被驅趕。因為中共由漢族主導給漢族造成的惡果不少,其中之一就是1965年印尼因抵制中共支持的印尼共黨顛覆政權而導致十多萬華僑慘死。 

藏獨的來歷在以孫文為代表的漢人奮起反抗滿清王朝之際,以拉薩為中心的藏區也一度驅逐滿清官軍,宣布獨立。不過沒有得到清廷與繼任政府承認,雙方的武裝衝突持續至1918年。這一年中藏英三方政府簽署「昌都停戰條約」,巴塘及以東的藏區被條約劃歸中華民國。

以〈康定情歌〉聞名於世的川藏交界地區,原名從藏文音譯成中文為「達折多」,後演變為「打箭爐」,直到1908年清朝才在那裡設立康定府。「康」在藏語裡是邊地之意。

1928年,民國政府定上海、漢口與康定為總商會。1939年在當地軍閥劉文輝的爭取下,民國設立西康省,康定成為首府。劉文輝出任西康省主席,在他的保護下,地下共產黨坐大,他的家鄉安仁鎮甚至被稱為「小延安」。在國民政府抵抗共產國際恐怖勢力的衛國戰爭中,劉文輝公開投共。以田中田為代表的民國軍人曾在康定成立西康反共救國委員會,堅持了三個多月。

在西康省成立那年,隸屬中央政治學校的蒙藏學校也被紅色滲透,來自西康的平措旺傑(平旺)(1922-2014)沒有在學校接受三民主義,而是被該校老師借閱的《論民族問題》(斯大林)、《論民族自決權》(列寧)以及《西行漫記》(斯諾)迷惑,在重慶祕密創辦「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並得到蘇聯大使館的資助。1942年他在中共資助下,帶著馬列讀物回到故鄉開始以教師身分滲透藏人與藏區。他的赤化活動不為當地政府所容,連拉薩的噶倫政府都捉拿他。為此平旺一度逃到印度。1949年,平旺在昆明正式加入中共,充當引領紅漢人進藏的紅藏人,雖然他的主觀願望是「解放西藏」。 

只能在海外出版的平旺回憶錄與政治遺囑都證實,沒有像他這種為了統一藏族聚居的衛藏、康與安多,亦即藏獨而投身共產國際運動的藏人,毛共不可能侵占藏區。可以說,藏族的獨立訴求像以劉文輝為代表的地方軍閥勢力都有利於共產國際對中華民國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平旺像劉文輝家族一樣為共產國際侵占東亞大陸立下汗馬功勞,但都不得好報。平旺為達賴喇嘛在北京與毛周等中共領導會談充當翻譯,可是在達賴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前,平旺就被調到北京,被指控為「地方民族主義」遭到軟禁。在達賴喇嘛流亡後,平旺被以「反革命嫌疑」罪投入秦城,關押18年,1978年才得以出獄。平旺生前官至中共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中間道路」不可行

平旺應該算誤上賊船的「真誠的,擁有獻身精神」的藏族主義者,因為他是為了藏獨投身共運,把《國際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等紅歌翻譯成藏文。即使被中共迫害,他也堅持為藏族權益抗爭,還上書中共黨魁呼籲允許達賴喇嘛回國,支持在中共國的框架下尋求藏族的真正自治,亦即「中間道路」。

平旺逝世後沒有得到共產黨的厚葬,但被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藏人哀悼並被稱作「民族赤子」,雖然他對藏族遭受紅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達賴喇嘛推出「中間道路」以及至今對共產黨一廂情願都可能與平旺必不可分。達賴喇嘛不僅在其回憶錄中稱平旺為「老朋友」,而且斷定平旺是位「真誠的,擁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類似的諸多言論透露達賴喇嘛還沒有看穿共產黨的本質。

我特意請文友將蔣介石在「文革」中寫給中共黨員和幹部的公開信的下列段落譯成藏文,以便有助藏族了解共產黨的本質:

「它對外鬥爭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後反噬;對內鬥爭手段,是先利用而後謀陷。它對外是反覆無常,對內是忘情負義,而其對國家則是一個蟊賊,對革命乃是一個敗類。總括起來,它的鬥爭伎倆就是『欺詐』兩個字,它是無言不詐,無行不欺,亦是無人不欺,無事不詐的。」 

達賴喇嘛1974年就在斯特拉斯堡公開表示追求不反共的「中間道路」,中共卻一直把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汙蔑為「藏獨」與「分裂分子」。2008年,我才開始公開表達對共產黨製造的「西藏問題」的看法,因為我實在難以繼續默認「中間道路」,它像什麼「憲章」一樣都是與虎謀皮,死路一條。 

藏獨新生代公開抵制保共改良派的同時,我支持反共的民主革命勢力包括挑戰「中間道路」的流亡藏人。而他們才是真正的藏獨。 

為了了解因共產黨極權暴政導致的民族獨立訴求,我特意參與流亡藏人在巴黎舉辦的「2017年第四屆圖伯特復國大會」。邀請信中稱巴黎為「近代革命聖地」,可見藏人舉辦方也深受共產黨文化的侵蝕。

我到德國後追蹤中共極權暴政的來龍去脈,追到法國大革命,霍普(Hoppe)的評價一語中的:「法國大革命屬於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國家社會主義(納粹)革命一樣的邪惡革命。殺君、平等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仇恨宗教、恐怖、群體掠奪、群體強暴和群體謀殺、強迫徵兵和由意識型態主導的全面戰爭,這一切我們都得歸功於法國大革命。」 

我在2002年上中文網前,去過法國尤其是巴黎多次,但此後更樂於在網上活動,一晃就是十五年。再見巴黎,發現多了幾千流亡藏人,而且每天都有藏人九死一生偷渡到巴黎。法國政府容忍他們在巴黎郊區的一條河邊暫時棲息,現在已經人滿為患,有人只能睡在橋下甚至露天。即便如此,他們也不失尊嚴,不會像在北京的「低端人口」一樣淪為被「高端人渣」剝奪棲身地的喪家犬。本來瑞士是流亡藏人在歐洲的聚居地,但隨著習近平上臺後的大撒幣,瑞士也不再善待流亡藏人。2016年11月的統計顯示申報政庇的藏人只有50%能成功,但瑞士政府又難以遣返他們,即使他們被強迫算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以致有藏人在瑞士用臥軌自殺來為近300位政庇遭拒的藏胞呼籲!2017年7月,在德國一年內有28萬7千政庇被拒的難民通過律師告上法庭,不知其中有多少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藏民與維民。 

藏獨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是70後的李科先,他曾被中共投入紅牢,流亡印度後出任西藏前政治犯組織「九、十、三運動」會長。在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李科先對該組織介紹如下:「共產黨侵略了西藏,所以有西藏的政治犯。我們若能夠顛覆這個共產黨侵略者的邪惡政權的話,西藏的政治犯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如果共產黨的獨裁政權一直要存在下去的話,西藏政治犯的工作始終也是做不完的。這樣的話,我們這個目標當然有一個,它是一個遠近的目標,從遠的方面來說,要推翻這個政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直接通過國際社會的施壓看能不能放出政治犯;近的目標是,逃出來的這麼幾個前政治犯,我們這裡給他們提供一些生活方面的條件。」僅此,就足以說明藏族作為一個民族凝聚力比漢族強大,因為奮起反抗中共暴政而遭囚禁的漢人更多,卻沒有這樣的前政治犯組織。

2015年,李科先在印度達蘭薩拉競選藏人流亡政府的司政,在初選中獲票為第三,沒能進入正式選舉。達賴喇嘛多次呼籲:「西藏人想站起來,必須沒有我一般地做事」,李科先算積極響應者。他還認識到「西藏人民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生活的時間太長」,而且有人「濫用信仰」。李科先宣布參選司政時強調他堅持「恢復西藏獨立地位」的立場。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藏人也認識到「中間道路」不可取,李科先勇於為藏獨及其組織西藏國民大會黨代言。在15萬流亡藏人的選舉中,李科先的得票率為5.59%。為了趕到巴黎開會,李科先堪稱長路跋涉,因為他得不到法國的簽證,只能從達蘭薩拉繞道飛到奧地利,然後開車到巴黎,車程來回要3400公里。

李科先懂中文,可惜我不懂藏文,無法用藏文聲明:中共國各民族的矛盾歸根結底都是馬列極權暴政製造的惡果。如果能在大陸復興中華民國,民族間的矛盾都會像在歐盟與臺灣一樣消失。因為民族主義像階級鬥爭一樣都是極權主義挑起群眾鬥群眾的產物。被中共逼得流亡各國的與會者有的追求藏獨,有的追求疆獨、蒙獨,還有人支持臺獨,不過都認同匪共的罪惡罄竹難書,最後達成初步共識:努力加強合作;藏維蒙臺追求獨立,漢族追求推翻中共。這不影響我追求超越民族超越信仰的「自由平等憲政」。但願李科先們在治癒被稱為政治癌症的「中間道路」後,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跟上歐盟的步伐。

(小標為編者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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